中文电子文摘周报(试刊) 二月增刊二 ~~~~~~~~~~~~~~~~~~~~~~~~~~~~~~~~~~~~~~~~~~~~~~~~~~~~~~~~~~~~~~~~~~ 【要闻、评述】 1 谁最有希望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制度 2 大陆工人怨气冲天 3 遭暴打不忿中圈套，用120筒炸药夷平校长住宅楼 4 委员指高薪难养廉 5 广州：赈灾彩票换来六万假钞 6 法院裁定：IP电话不属电信专营 7 中国网禁只会阻碍网络的发展 陈文 8 社会公正与社会主义的遗产 9 刑非其罪，且勿从重从严从快──我看杭州芭堤雅案。 10 派出所长竟做人贩子 11 竟有如此警官养妓抓嫖私吞公款 12 中共纵容海盗？ 13 管好谁的嘴？ 14 财产大规模地卷逃至国外 15 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陆定一· 16 网络警察加强戒备 防不胜防徒叹奈何 17 湖北迫教师高价购 滞销「玉沙」牌香烟 18 伊犁去年有多宗暴乱 19 长沙暴动农民：我们只是反对苛捐杂税 【往事追忆】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理论冲突 ~~~~~~~~~~~~~~~~~~~~~~~~~~~~~~~~~~~~~~~~~~~~~~~~~~~~~~~~~~~~~~~~~~~~~~~~~~~~ 谁最有希望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度 送交者: 黎安友 于 January 31, 1999 众多思想者中间，宪政主义者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他们最有希望为中国的未来设计出 可行的、稳定的和公开化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在中国进入全面现代化阶段时- 这是一个相对富裕和更加复杂的社会，具有更多的统治合法性。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济改革成效巨大，但是相应的政治变迁则推迟了。经济改 革的成功-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社会的扩展，流动的自由的增加以及人们可以自由选 择自己的，也导致了社会紧张状态的出现，这种紧张状态或迟或早要通过更加开放的政 治制度加以解决。不管人们想法如何，中国的当权者迄今为止偏爱于以威权主义手法来 对上述社会压力。但是，他们也已经或多或少地公开承认：在不久的将来，政治改革将 要提上议事日程。 　 没有人指望通过破坏性的手段带来最终的政治开放，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多年来体 制内外一些聪明的思想者和一些外国学者想方设法在思考在中国实行渐进的和平政治改 革的原因。在这些众多思想者中间，宪政主义者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他们最有希望为中 国的未来设计出可行的、稳定的和公开化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在中国进入全面现 代化阶段时- 一个相对富裕和更加复杂的社会，具有更多的统治合法性。 　 宪政主义与宪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有宪法，但是中国不是立宪政府。宪政主义 的概念包含法律至高无上，甚至法律高于统治者的意愿。宪政主义的要素不仅需要有通 过白纸黑字规定下来，而且需要实实在在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因此，宪政主 义不仅需要建立恰当的制度性安排，这些制度要高于当权者本身，而且这些制度性安排 能够有效实践法治。通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一九七九 年西单民主墙运动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通过一个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 动，我相信中国人对宪政主义和宪法的这种重要区别已经一目了然。 　 一部纯粹的「写在纸上的宪法」是不能有效地规范和限制政治冲突的，在这种情形下， 即使有所谓的「宪法」，手握权杖的人仍然恣意妄为，侵害他人权益。如果没有当权者 恪守的游戏规则，政治家们时常寻求新的方式发挥威力，其后果或者是导致腐败，或者 导致暴力。 　 拟就一部在实践中平安无事的好宪法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发现什么应当写进 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宪法则更非易事。这即是说：在宪法包含著限制每个组织和个人权力 的规定的时候，人们很不容易发现是什么样的社会的、思想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会 导致政治家、军官、富有的企业精英们、强大的公众媒体以及一般大众发自内心地敬重 和遵守宪法。 　 上述问题的部份答案存在于这样一种精巧的宪法设计之中：以一个组织的权力限制另 外一个组织的权力。 然而制度是不能自我实施的，制度的实施需要强力和社会承诺，只有这样，才会无人 胆敢逾越雷池，即使有人□试这样，也会被其他多数人拒绝。 培养宪政主义这样一种合法性，关键是要持之以恒。严肃理智的辩论会有助于整个社 会和政治精英们对一般意义上的宪政主义的共识和理解，也有助于增加对特定的一组既 定的宪法上的制度安排对社会的可行性和促进国家利益的理解。例如，在美国历史上， 《联邦党人文集》产生了关于宪法安排的共识，在这本阐述美国立宪者思想的著作中， 尽管作者们分别处在不同的政治境况之下，但是他们都从事了关于美国宪法的制度性安 排的至关重要的辩论。 　 宪政主义与民主有交叉重叠的关系。如果宪政主义意味依据程序规则限制政治家的行 为的话，那么，在原则上可以存在一部非民主的宪法，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上都在过这种 宪法。但是，在当代中国，我在这当然是指在后毛泽东和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中国人 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可自由迁徙、经济繁荣、政治意识越来越具有现代性，宪政 制 如果不承认人民主权是不可想像的。一部未来中国可行的宪法必须保障民主权利。 　　 要求在宪法上承认民主权利，这与这些民主权利是从资产阶级西方历史 渐进中 的「人权」概念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逐渐从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传统发展而来 的「公民权利」概念完全没有关系。承认民主权利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一个宪政主 义政权，- 即一个稳定的适应于迅速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政治制度，将要确定公民如何表 达其要求和意见以及从事政治参与的规则。除非中国的政治制度给予中国公民这种机会， 这种机会不仅要写在宪法纸上，而且还要体现在实际中，否则，中国的政治制度难以实 现安定团结。 　 　 同时，这些规则必须设定公民参与的限度--即不被许可的言论、结社和参与。这些限 制在不同的社会可以不同的方式来规定。但是，有一些共同的核心内容是所有的宪政主 义制度应当承认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是宪政制度有效运作所必须的。例如，所有以和平 方式表达的政治问题的观点必须加以保障或者是宪政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但 是，在不同的社会会确定不同的关于政治问题的界限，为了建立共识，必须进行持久和 仔细的讨论，在宪政制度隍7d始运作时，共识也会跟著宪政制度变化，变化和共识是相辅相成的。 　 将来中国立宪政府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行宪法是否或者在什么方式上可以作 为未来中国宪政制度的基础。在某些方面，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未来中国宪政 制度的较好基础，例如它承认公民的政治权利，规定了人民主权，确定了某种程度的司 法独立，要求实行某些官员和某些层面的政府官员的选举。 　 　《宪政中国》回答了上述问题中的一些问题。据介绍，该项研究开始于一九九五年， 完成于一九九七年初，由中国大陆数十位学者共同完成。参与此书写作的人来源于中国 大陆各地的各个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也包括一些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者。在该项研究 的整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局势仍然十分严峻，公开化的宪政改革讨论是不允许的，并 要冒很大风险，因此，所有写作基本上都是基于本书主编与作者面对面商量的一个写作 大纲，然后由各章执稿人独立完成。 　 　鉴于中国政府当局对该项研究的打压，该书的作者未使用自己的真实名字。这是可 以理解的。值得指的是，这些作者们以顽强的勇气和智慧完成了这项跨中国大陆各地区 的十分不容易的合作研究。为了推动对未来中国意义重大的宪政化的讨论，他们提出了 有关宪政主义的广泛理论问题特定的制度化改革建议。 ~~~~~~~~~~~~~~~~~~~~~~~~~~~~~~~~~~~~~~~~~~~~~~~~~~~~~~~~~~~~~~~~~~~~~~~~~~~~~~~ 大陆工人怨气冲天 送交者: 石柳子 于 January 31, 1999 谁会关心大陆刚刚结束的全国总工会的换届选举呢？除了几个在实权系统没有了位置， 要到总工会找个职位继续享受高官待遇的人以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重视它。但是企业 劳资的冲突，大量工人失业引发的社会问题，远比民运人士的活动对中共构成的挑战要 严重。 说来外人不容易理解，中国共产党明明是个农民出身的政党，壮大之后却称自己是 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文革时期使工人地位达到 登峰造 极的地步，所谓「工宣队」（工人宣传队）成了全国高等学校的 主人翁」，工人代表亦在各级党政系统占有重要一席，其中王洪文更直升为中共党的副 主席，军委副主席，甚至被视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经济收入而言，农民与工人相差亦 甚远。 　 　 到了邓小平时期 ， 风云突变。工人的政治地位变成了只是一个抽象的说法而已， 经济收入先是落后于知识分子，然后再落后于个体商贩。到最近几年，中共先是砸掉了 工人手中的「铁饭碗」（终身制），换成「泥饭碗」（合同制），后来许多人连「泥饭 碗」都保不住；或者「泥饭碗」中没有饭，大批失业大规模亏损，有的散伙生产，有的 发薪时断时续。 　 　 工人自是怨气冲天，但除了发发牢骚，节省开支，寻找其他养家□口的途径外，又 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工会应该维护他们的利益，但是四十多年来工会只是中共党组织的 附庸，除了组织一下体育娱乐活动、职工去世了送个花圈，没人奢望它会站出来为它的 会员说话。工人们也不能自组工会，那被视为「非法」行为。胆大的跑去政府门口示示 威，很快遭到警察的驱散或拘捕。 　 　 不过中共还是怕工人闹事。许多人相信，八九学运主要是工人没起来，如果大量工 人参与，结局就完全两样。现在的失业工人据说一千万，即使他们难以组织起来与中共 对抗，但是其中一小部份成为无业游民也就够当局头痛了。按照共产的理论，无产者最 容易成为革命无产阶段，也最容易成为流氓无产阶级，大陆社会秩序愈来愈严重也就不 足为怪。 　 中共决策层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次工会会议就将「恢复工人的自信和自尊」， 当做「工会组织面临的紧迫而严峻的任务」。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亦重申「充份膂b识全心 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极端重要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用词很坚决， 却空洞无比。如果国有企业要走出困境，大批工人失业是免不了的，怎样还谈得上什么 「极端重要性」？工会的负责人原本就是中共委任的官员，怎么可能会为了会员的利益 与「老板」 据理力争？「老板」就是中共嘛！工人们怎么可能会恢复自信」和「自 尊」？ ~~~~~~~~~~~~~~~~~~~~~~~~~~~~~~~~~~~~~~~~~~~~~~~~~~~~~~~~~~~~~~~~~~~~~~~~~~~~~ 遭暴打不忿中圈套嫖娼用120筒炸药夷平校长住宅楼 去年12月31日，为报复杀死校长的杨泽君戴着手铐站到了四川仁寿县的公审台上。47岁 的杨泽君是仁寿县凤陵中学会计，曾执教鞭20余年，是个很受人尊重的老师。校长夏爱 鑫虽业绩突出，但个人生活不检点，除在乐山养了个情妇外，还与几十个三陪小姐有染。 “风流校长”的所作所为在凤陵中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杨泽君极为反感。更令他反感 而又敢怒不敢言的是，校长拿回来报的那些不正规的账。1996年5月，他一封检举信，向 县纪委、反贪局、教委等部门反映了夏爱鑫的丑事。县纪委对夏爱鑫进行调查，却没查 出什么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夏爱鑫怀恨在心，想辞掉杨，又找不到足够的理由，便经常给他“小鞋”穿。杨泽君则 以不断的检举不断的上访来对抗。1997年初的一次聚会，他俩的矛盾在酒桌上爆发。出 餐馆后，夏请人将杨暴打一顿。 1998年3月17日，一个平时来往不多的朋友请杨去卡拉OK厅唱歌。在包间里，小姐情意 绵绵地说：“要怎么耍你放心耍你的，小费外面那位大哥给了。”免费耍小姐，哪有这 等好事！杨与小姐亲热起来。正云雨间，警察破门而入捉个正着。 夏爱鑫亲自去通知杨泽君在本校代课的女儿：“你父亲嫖娼被抓了，要你拿4000元去派 出所领人。”杨泽君恨得咬牙切齿，认为是夏设圈套害他。其实，在“嫖娼事件”之前， 也就是杨泽君被人殴打后，他已动了杀机。1997年初冬的一天，他来到凤陵砖厂找熟人 买了15公斤炸药准备炸死校长，后觉得关系有所缓和放弃了这个念头，将炸药退掉。 “嫖娼事件”发生20天后，他又买了80筒炸药，5月再买40筒。1998年7月28日晚11时许， 杨泽君捅开夏爱鑫楼下邓福金老师家的门，将炸药放在椅上，电线一直拉到后山。确定 自己能顺利逃跑后，他拉响了炸药。1998年7月29日凌晨3时，一声震天的巨响，整栋楼 成了一堆废墟。夏爱鑫夫妇被人从烂砖头中扒了出来。他们被炸得血肉模糊，四肢飞离 身体，鲜血浸红了烂砖头。当日上午，杨泽君作为头号嫌疑人被警方带回审查，但他拒 不承认作案。因缺乏证据，警方48小时后将其放回。没几天，杨泽君便“愤然”停薪留 职，外出打工去了。警方花了4个月时间才找出证据。12月9日，杨泽君被捕归案。 ~~~~~~~~~~~~~~~~~~~~~~~~~~~~~~~~~~~~~~~~~~~~~~~~~~~~~~~~~~~~~~~~~~~~~~~~~~~~~~~ 委员指高薪难养廉 参加广东省政协会议的几名政协委员认为公检法系统的贪污现象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愈 是基层愈黑，他们认为高薪养廉不能解决问题的。 政协委员汤宝流、黎文壁、李韶雄、梁振峰邹仁林等认为，公检法系统人员收入很低， 但非工资收入远远超过正常工资，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的问题。而且贪 污者胃口愈来愈大，愈到下面愈黑，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宁可不当公安局长，而愿当派 出所长、干警的原因之一。 填不饱贪官胃口 他们认为， 单纯靠高薪养廉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那么一点 高薪」也满足不了已撑大的胃口，要治理腐败，应从制度上治理。 政协委员王守昌、董立坤、郭坪新等认为，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但还没有走 上正轨，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 、 司法的自主权、权威性没有树立，司法与立法的关系、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没有明确。 在一些地方，由于党委、行政机关对司法干预太多， 产生权大于发的现象。 二 、 司法机关经商，势必会影响司法工作的正常进行。严禁司法部门经商是防止司法腐 败的重要手段。 三 、 律师制度不够完善，律师业的管理有待加强。 四、司法界的素质较差，如一些地方法院的院长不是法律专业，司法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都有待提高。 【评注：确实，这些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已经超出名义工资数倍之多，靠长30%左右的工资 显然是徒劳的。即使，长到他们现在的消费水平，贪污受贿也不会终止，不然为什么他 们没有贪污几十万元就停止的、而频频向千万元、上亿冲刺？历史上的高俸养廉只有在 辅助于严刑，才有短暂的效果，离开严刑，无有成效者。而严刑的长久实施又必须有制 度的保证才可维持。】 ~~~~~~~~~~~~~~~~~~~~~~~~~~~~~~~~~~~~~~~~~~~~~~~~~~~~~~~~~~~~~~~~~~~~~~~~~~~~~~ 广州：赈灾彩票换来六万假钞 1月23日至27日，在广州市天河区举行的中国福利彩票赈灾专项募集销售活动，场面异常 火爆。活动开始仅两天，抽奖人数就超过60万人次，8000万元的赈灾彩票全部售罄，主 办机构又紧急追加2000万元。然而，负责票款最后清点入库的银行工作人员却吃惊地发 现，短短几天，收到的假钞竟达6万多元，其中大部份是刚刚出现的QH版百元大钞。 　　本次彩票发行，主办机构聘请了2000多位彩票销售人员。为了防备假钞，事先特地 请广州市商业银行的专家对这些销售人员进行了培训。然而，1月23日彩票首发当天，银 行工作人员晚上清点入库时却发现近5万元假钞。经专家鉴定，这些假钞大部份是1月中 旬才在广州发现的新版QH序号百元假钞。这种假钞仿制逼真，水印、金属线、荧光反应 一应俱全，普通验钞机无法识别，只有凭经验用手摸盲点和纸质才能分辨。 　　1月24日，广州市商业银行森保支行派出12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清点验钞。同 时，大批公安人员现场值勤。经过各方努力，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名。假钞量随之减少， 24日至27日4天时间共收到假钞1万余元。 　　据了解，这些不法之徒往往结伙行动，其中一人先拿1张假钞到一个销售点买彩票， 若未被发现，立即用手机通知同夥携带更多假钞前来。并且，他们用百元大钞一次只买 少量彩票，通过这种方式换取真钞。在第一天清收现款时，一个销售点上交的3万元现款， 竟有1万元假钞。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之中。 ~~~~~~~~~~~~~~~~~~~~~~~~~~~~~~~~~~~~~~~~~~~~~~~~~~~~~~~~~~~~~~~~~~~~~~~~~~~~~~~~ 法院裁定：IP电话不属电信专营 《羊城晚报》 1999-1-31 　　备受信息业界关注的“福州IP电话案”终审裁定结果于1月20日宣布。二审法院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认定，使用IP电话拨打国外用户与使用程控电话拨打国外用户的 技术特徵是不同的，IP电话是基于网络技术而产生的在因特网上提供的新类型的通信业务， 属于国务院国发（1993）55号《国务院关于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 理意见的通知》和《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所称的“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务”和 “公众多媒体通信业务”。且国务院的上述《通知》明确了“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务”属 于向社会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而不属于本案被上诉人马尾公安分局所称的国务院国发 （1990）54号《国务院批转邮电部关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请示的通 知》规定的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的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据此，二审法院撤销了一 审法院的行政裁定，并发回原法院重审。 　　该案始于1997年9月。当时，福州市马尾区的两位网虫陈锥、陈彦兄弟在自家办的电 器店推出别出心裁的“买一送一”促销活动──顾客在该店购买一件商品即可提供5分 钟的免费IP电话服务。此后陈氏兄弟见生意火爆，便按与香港、日本通话每分钟7元、与 外国通话每分钟9元的价格私自经营起IP电话业务。不久，福州电信局发现了上述情况， 便向马尾公安分局举报，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扣押了陈氏兄弟用于经营IP电话的电 脑及配件，并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直至他们交了总计5万元暂扣款后获释。为此陈氏兄弟 状告马尾公安分局滥用职权侵犯人身权、财产权，但被一审法院马尾区人民法院以本案 “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为由驳回，陈氏兄弟遂于1998年7月上诉二审法院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审理颇为慎重，年轻的审判长许永东不仅邀请了多位 专家级证人出庭作证，自己还特地重温了《网络为王》、《数字化生存》等相关书籍。 　　据了解，在作出裁定之前进行了两次庭审，而最终的行政裁定书则长达10页近 7000字，除了案由部份外，大段引用了专家证人对IP电话的看法。法庭上宣读这份裁定书 就花了将近半小时。许审判长解释，之所以费这么大的篇幅是为了把这起“新类型案件” 说个明明白白，好让人们知道法院为什么要这么判。 　　据悉，此番处于不利地位的马尾公安分局正在研究应对措施。（时新） ~~~~~~~~~~~~~~~~~~~~~~~~~~~~~~~~~~~~~~~~~~~~~~~~~~~~~~~~~~~~~~~~~~~~~~~~~~~~~ 中国网禁只会阻碍网络的发展 陈文 大家都清楚，特权组织一句话就可以指死任何它看不顺眼的事物，问题是：它连安全 技术也限制，我就十分怀疑它的头脑与智慧。我国的网络设备几乎都是外国生产商前几 代的产品，是众所周知的了，有十分多的漏洞和不够健全的安全机制，国内的网络发展 也不过刚刚起步，清楚了解网络技术的人寥寥可数，在这样的前提下，它的禁止究竟可 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完全能够猜测，它的本意是想通过禁止技术的传播，使国 人不懂、不能入侵国内的网络设备，达到防患于未然的功效。 可是它错了！它完全忘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地方，网络触角遍布全球！大批的黑客来 自异国，独来独往不受中国管制，技艺高超，想干哪便干哪。让我想起清朝的腐败，烟 民的懦弱，船坚炮利之下，国门洞开，象块豆腐一样任人宰割，想当年，古时候，中国 的远航技术曾是世界最先进的，只因防范异己作乱，明朝自削桅杆，从此沦为三流。国 人可以被弱智，虽不会攻可也不会守，愚民政策早被证明只会败国不会兴国，因为，世 界不只有中国！体壮、智慧超绝、坚强与优裕是国家兴盛的标志之一，不能因人民强壮 而怕产生土匪，技术同样如此。越多黑客级的高手，表明国家的力量越坚强，越有可能 防范别国黑客的攻击，知识的全面是能够逐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的。 黑客技术说到底是一种网络安全技术，如同国防，全民参与才是基础。所以，禁止 黑客技术的流传毫无理由、完全不必、当而且是，极其愚蠢的做法！ 只有一个成语贴切地形容： 因哽废食！！ ~~~~~~~~~~~~~~~~~~~~~~~~~~~~~~~~~~~~~~~~~~~~~~~~~~~~~~~~~~~~~~~~~~~~~~~~~~~~~~ 社会公正与社会主义的遗产 （荷兰）王鹏令 “社会不公”不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 著不少与社会公正有关的难题。但是，由于前者拥有一份为后者不可能拥有的庞大的社 会主义遗产，这便使得前一类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丛生蔓延的社会不公，无论在内容或 规模上，都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亦不同于东亚诸国。那种认为在中国大陆的转型过 程中，应当照搬所谓东亚模式或西方古典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可以暂置“社会公正”于 不顾，以便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显然是忽视了这种巨大的差别，同时也低估了 “社会公正”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平稳转型的重大意义。 所谓社会主义的遗产，大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思想和文化层面上所谓社 会主义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第二，是政治层面上的一党专政及与之相应的一套法律制度 和政治体制；第三，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一笔巨额“国有”资产和一个以“铁饭碗、 大锅饭”为基本特徵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遗产，不仅直接反映著改革的领导者对“社会公正”原则的界 定，而且广泛地制约著人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从而也直接地触动著人 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影响著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每一个人对改革的目标、 政策和实施方案及其实际后果的评价。也因之，人们判断“改革是否公正”，主要就是 看在处理或分配社会主义遗产的过程中，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各个人在改革中的 “实际所得”与其“所应得”、“实际承担”与其“所应承担”是否相一致。 平心而论，在关乎“社会公正”标准的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发生一 些激烈的争论，原本是情理中事。我们似不妨以平常心看待之。问题在于：八九年中国 大陆那场震惊世界、其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不公”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已经迫使执 政当局在那场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之际，便公开表示了澄清吏治、整治官倒和反对贪污 受贿，以从根本上扭转社会不公的决心，此后他们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什么自九 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社会不公却反而日甚一日，以至天怒人怨，使整个中国大陆已 经显露出某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徵兆呢？笔者以为，问题的答案主要应当从改 革的失误中去寻找。因为在笔者看来，中国大陆之所以会酿成目前这种局面，根本的原 因，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遗产的问题上，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偏 离、甚至违背了大多数人所能接受或认可的关于社会公正的标准；因而改革本身的深化， 也便难免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社会不公日益积累和日益恶化的过程。 依据笔者的观察，改革的这一失误所导致的严重社会不公，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由此亦引发了与之相应的四种社会冲突。 一、寻租现象的泛滥 所谓寻租，简单地说，就是指直接或间接掌握某种公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利用资源分 配的机会，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说白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权钱交 易”。其实这种现象，早在改革之前即已存在。只不过，那时的“寻租”一般还局胡于 日常请客送礼的范围，可谓“小意思”、“小打小闹”而已！。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中共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遗产始终采取“一仍其旧”的立场，既不进行政治改革，也 不触动原党政科层组织的职能及其官僚特权，结果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中，因为权力的 干扰而非但未能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反而使经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为寻租现 象的进一步泛滥提供了新的机会，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回首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间曾出现过三波令人瞩目的寻 租浪潮：第一波浪潮，肇始于八十年代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官倒横行”是其最遭人垢 病的后果。第二波浪潮最初似乎并没有引起多数人的注意，它产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对国 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或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方式对国企所进行的“股份 制改造”；这波浪潮的神奇效果之一，是将寻租的范围从国内市场扩展到了国际市场。 第三波浪潮，则彪兴于九十年代的“炒股热”，在昏天黑地的“房地产热”中达其极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波寻租的浪潮一次比一次泛滥，一次比一次汹涌，以至终于从汪洋 姿肆的寻租大潮中，浮现出了少数拥有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资产的家族和个人！有人据 此作出判断，这标志著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中国大陆的完成。（1） 很明显，上述寻租现象的泛滥，是基于中共党政科层组织及其官僚特权的存在。这 种特权，从根本上说，是由一党专政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决定的。而由于古代家族本 位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特权也很容易被扩展到官员的家族、甚至拟家族成员（如带有 人身依附关系色彩的老部下、老战友或老朋友等等）的范围。虽然，这种特权在中共建 政之初已经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段时期内，一方面，由于多 数人、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还缺乏普遍平等和现代民主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官 僚特权及其为害还没有充份暴露出来，所以，那时中共以所谓自己的领导地位“是历史 地形成的”、实际不过是以“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观念为自己对政权的垄断做辩护， 也就没有受到多么严厉的挑战。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原先借以维持这种局面的条 件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官僚特权也便成为众矢之的。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四： 其一，官僚特权及其为害在文革中已经暴露无遗；其二，如前所述，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客观上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和异常广阔的空间；其三，文革后“太子党” 在政治上开始崛起，“六四”后则形成了以江泽民和李鹏为代表的太子党接班的基本政 治格局；其四，大陆社会已伴随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多元化；其五，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之 普遍平等和现代民主的意识日益觉醒。于是，围绕著中共党政科层组织及其官僚特权的 问题，便形成了以下两个层面上的激烈社会冲突。第一个层面是在政治领域，集中地表 现为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出现了一个以结束一党专政、要求中共开放政权和实行现代民主 政治为基本诉求的政治反对派运动。这个运动虽然时起时伏，却始终未曾间断过。第二 个层面是在社会心理领域，主要表现为广大民众对特权阶层及其寻租行为的不满、憎恨 和分散发生的民众请愿抗议事件。目前后者有扩展和激化的趋势；前者虽然在政治高压 下暂时还不成气候，但在中国大陆一旦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条件下，它的集 结和与后者的结合是完全可能的。 二、少数人对国有资产的非法瓜分 这是寻租现象泛滥的最为严重的后果！ 如所周知，中国大陆自8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以平均每天大约一忆元的速度非法流 失著。这构成了用以说明中国大陆“社会不公”的规模和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正 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社会不公的问题，追根溯源，不能不改变人 治”和官僚特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然而，俄国私有化的教训告诉 我们，即使基本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也未必能够保持转型期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一定 按照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方式进行。（2）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职 能，使政府完全退出企业，如果不能同时使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受到有效的胡制和监督， 则即便是像如今俄国那样的民选政府，它的各级科层组织及其官僚，也照样会利用转型 期国有资源再分配的各种机会，猖狂地为自己谋取私利，使寻租现象泛滥成灾！就此而 言，中国大陆与俄国的不同在于，由于中国大陆并没有公开地进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 有化，少数有权势者及其同夥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往往是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另 一方面，由于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公有制”至今在中国大陆仍然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天条，因此，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上，少数人私分国有资产这种不公正的 现象，也就不可能不以与现行法律和既有社会伦理原则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突 显出它的非法性和非道德性。 首先，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尽管这种“所有权” 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但是，按照宪法的这一规定，无论如何，绝不允许将改革变成一场 由少数人廉价地、甚至无偿地剥夺多数人这种名义上的所有权的过程。其次，国有资产 “人人有份”的信条，不仅得到了法律的确认，而且也是基于国有资产乃是全体人民共 同的积累，凝聚著几乎所有人的血汗的经验事实。因此，它也很自然地至少从一个侧面， 在形式上为人们确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伦理原则。这样，在中国大陆，在如何处理 国有资产的问题上，改革便不能不受到上述法律的和社会伦理的双重胡制。就第一重胡 制而言，借助寻租而廉价地、甚至无偿地私分国有资产当属非法，自然会引发“被剥夺 者”与“剥夺者”之间的矛盾；而从第二重胡制来看，即使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 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无懈可击，但假如改革的实际后果令多数人在社会经济伦理关系上 失落了名义上的平等地位，而同时又不能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 相应的补偿，那末，这样的改革因其难免成为与沙俄时代那场“强者剥夺弱者”的斯托 雷平改革（3）相类似的过程，它在实际上仍然会被多数人看作不公正，因而也难免受到 多数人道义的谴责。 中国大陆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在九十年代逐步激化的“被剥夺者”与“剥 者”之间的冲突，正是在国有资产大量非法流失的宏观大背景下，由上述两方面的因素 交织而成。 由此看来，改革虽然不能不著眼于提高经济效率（否则又何必进行改革？），但仅 仅著眼于经济效率则是不够的。除现行法律而外，“社会公正”也是改革、特别是国有 资产私有化过程必须充份予以重视的原则之一。 不容否认，“公正”与“效率”之间常常有矛盾，但也不尽然。有关的研究表明， 分配不公也可能对效率起负面的作用。（4）更何况，设计一套比较公正、因而能够被多 数社会成员接受的私有化方案，虽然很不容易，但是正如田国强先生最近的一项研究所 表明的：并非在任何条件下实行私有化都可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能够提高效率的私 有化，需具备相应的经济环境（5），而此种经济环境在中国大陆的成熟则显然须假以时 日。我们应当从俄国仓促草率的私有化过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汲取教训，以足够的耐 性期待并促成这种经济环境的成熟与相对公正的私有化方案的研制。 三、国企内部上下级关系的不合理变化 这也是国企改革中产生的诸种社会不公现象的焦点或凝聚处之一。 大家知道，改革前，在大陆工厂、企业内部的党政领导与职工之间，虽然不像公开标 榜的那样，是一种同志式的完全平等的关系；但除非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职工却不得开 除，其劳保和福利待遇通常也是有保障的。而且，那时工厂企业的领导与职工同样都依 靠工资维生，虽然领导的工资可能高一些，有时他们亦难免“多吃多占”一点，但两者 实际收入的差别不大－－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锅饭”。但自八十年代实行厂长经理 负责制以来，原先这种“同志式的关系”便开始逐步向“劳资关系”转变；劳资之间的 紧张以至冲突亦随之产生，伴随改革的深化而呈逐步激化的趋势。厂长经理渐渐地掌握 了让职工下冈，甚至解雇职工的权力；职工的工资、奖金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开始由 厂长经理决定了。与此同时，两者实际收入的差距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迅速拉大。据 报导，沈阳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的厂长上任后都给自己买了宽敞的住房，82%的 厂长配有高档轿车。”广州、海口、福州、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四百多家高档娱乐 场所的消费有60%是企业的公款消费。（6）如此的高消费，不要说大陆的普通职工，就 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显然也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得到。广大职工对此早已是“义愤填鹰”， 其间虽然不免亦可能含有“红眼病”的成份，但他们最深刻的失落感，却是来自自己与 领导之间社会地位的深刻变化。 虽然，自八十年代在一下工厂企业开始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对厂长经理的权力有 所约束，对工人的权益亦有某种保护的作用。但一则由于厂长经理通常都可以仰仗其上 级“靠山”和权力关系网的庇护，二则由于职工代表大会缺乏横向联系，难以对厂长经 理形成足够的制衡力量，因此，即使在职工代表大会组织和运作最好的情况下，如在某 些大型国营企业中，它对厂长经理的约束和对工人、职工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微弱的。 不然的话，在近年来推行股份制的过程中，怎么可能出现一部份企业领导竟敢以解雇相 威胁，强迫工人购买股票的恶劣现象，而一些工人又怎么会因无力购买股票而被开除 ？！（7）也许，不久前公布实施的《劳动法》，将会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护。但是， 《劳动法》显然不可能为国企内部上述“劳资关系”的生成提供充份的根据。因为它回 答不了，在从原先那种“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或“准劳资关系”）的转变过程 中，厂长经理们个人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承担了什么样的风险，从而摇身一变竟 成了“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而原先同样是所谓企业主人的广大职工又得到了什 么样的补偿，因而便该当一下子“沦落”为被雇佣者？而对这样的社会伦理问题，显然 是不能仅仅以“提高经济效益”来简单作答的。更何况，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势下，即 使以强力推行了这种对市场经济固属必须的从“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的转变，国 有企业是否一定能扭亏为盈，也令人怀疑！ 四、社会等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 从改革的收益分配和代价分担是否相称的角度来分析，存在于中国大陆不同阶层 之间的社会不公，主要存在于下述两重关系中：其一，是城乡关系，亦即城市居民与农 民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官民关系。笔者在《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8）中 曾经指出，与前苏联那种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不同，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是由农业社会 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结合而成的。在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被各种制度和 政策死死地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一方面承担著为国家工业化无偿积累资金和为城市提 供廉价商品粮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不仅没有资格享受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反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遭受著多重歧视。农民的这种“贱民”状 况，自改革开放以来诚然有所改善，但城乡之间不公正的差别依然是严重的。这主要表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基于维持社会安定的政治目的，政府一直采取以农村养城市的方针。按照 这条方针，农村改革的收益，实际上有相当大一部份被无偿用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 平。因此，尽管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的头几年曾一度略有缩小，但 在城市改革起步以后即迅速拉大。据中国官方报导，1997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 4160元，而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2090元。这一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人均收入之比为 2．5，仍然维持在改革前的水平上。（9）不必说，这其中并没有计算城市居民、特别是 各级党政官员和干部从某些改革（如住房改革）中所得到的优惠。 第二，若与国营企业相比，政府在信贷、外贸和某些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对乡镇 企业的政策性歧视依然存在。第三，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和行政人员，对农民的非法摊派 和敲诈勒索，远比对城市居民为甚。第四，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工资、劳动保险 和福利待遇、乃至社会舆论等多方面，仍然处于被歧视的“贱民”地位。至于官民之间 在收益所得和代价承担上的不公正，尽管我们很难做出量化的描述，然而谁也无法否貌， 在改革中收益最大的官员及其家族成员，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小的 普通老百姓却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价、承担最大的风险。民众对此有义愤，首先是因为， 在政治不开放和实际存在著特权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能力和个人努力程度，并没有通 过公平的自由竞争而得到验证。此外，还有一个无法掩盖和不能无视其存在的因素，就 是改革的巨大代价，说到底，是来自原有的模式和体制。因此，当评价改革是否公正的 时候，不应当、也不可能排除人们去追溯这种“历史的责任”。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 历史责任的绝大部份，应当、也只能由缔造并推行了旧模式旧体制的执政党及其官员们 来承担；就是与执政党官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他们的家族和拟家族成员，亦因其长 期从旧模式旧体制受益而应当较普通民众、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特别是农民承担更多的 责任。 诚然，这是一笔不大容易计较清楚的“糊涂账”。而且，在改革中也应当提倡和 鼓励人们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持宽容的态度。但是，假如改革的收益分配恰好与所应承担 的历史责任的大小成正比，而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分担却恰好与其历史责任的轻重成反比， 那无论如何都太不公正了！中国大陆官民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像邓力群在最近一份“万言 书”中所说的那样日趋紧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大陆老百姓当中，对这种不公正的深 刻感受和义愤，已经积郁成一种普遍存在和在某种条件下可能爆发出巨大能量的社会心 理。或许，这种社会不公难以完全避免，因为改革毕竟不同于革命，它不能不尽力争取 掌权者的认可与合作。问题是，在中国大陆的改革中，这种社会不公的严重程度，几乎 早已达到了多数老百姓所能容忍的界胡！这是为一九八九年所爆发的那场大规模民众抗 议运动无可置疑地证明了的。 注释： （1）何清涟：《中国的陷阱》，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2）参阅下斗米伸夫：《俄国的两次革命：1917与1991》，《二十一世纪》1997年 10月号。 （3）参阅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同上。 （4）参阅杨小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 （5）参阅田国强：《转型经济产权所有制理论》，《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 （6）俞燕敏：《新闻媒体在中国后邓时期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中国研究 》 1998年第2期。 （7）见《强迫职工买本厂股票－部份国企领导遭批判》，载《明报》1997年12月16日。 （8）王鹏令：《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北京之春》1995年8月号。 （9）参阅陆学艺：《我国农村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改革》1989年第2期。□ ~~~~~~~~~~~~~~~~~~~~~~~~~~~~~~~~~~~~~~~~~~~~~~~~~~~~~~~~~~~~~~~~~~~~~~~~~~~~~ 刑非其罪，且勿从重从严从快──我看杭州芭堤雅案。 　　看了杭州芭堤雅案的判决，确实感到很愤怒。对于我国的“法治”现状，我们大多 都已习惯了睁眼闭眼。象陈希同的犯罪金额最后查实只有几十万，而且还是礼物折价。 许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贪官也可逃过死罪，只定个死缓无期。广东强奸卖花女的 案子卖花女的年龄忽然有了改变，案犯蔡某避过了强奸幼女的罪名，再拖上一段时间， 没有了舆论的强大压力，估计也可逃过死罪。而卖花女附带提出的四万元的民事赔偿， 可能还“太高”了。对照一下上海屈臣氏强迫女大学生脱衣案，由一审的二十五万元变 成二审的一万元，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中央领导，虽然在电视上常见他们上法制学习课，不过这并妨碍他们经常在文件上 批示“依法从严从重从快”之类的字样。我确实不大搞得清楚，“依法”了怎么还要 “从重从严从快”。不过确实是经常有人被“从严从快从重”掉了，也许就将包括这一 次的汪某。 　　我们对于我国的人治传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我们睁眼闭眼的理由，有时也不妨 随喜一下。因为有许多案子，虽然是从严从重从快了，但至少是罪当其刑的。但杭州的 这一个案件，论汪某地位，不过是个领班；论其犯罪事实，即使控制、组织卖淫女卖淫 属实，不过其中好像并没有胁迫情节；论其犯罪所得，不过区区二千余元；论整个案情， 则首犯仍然在逃。然而因为要杀一儆伯，要从重从快从严，就不得不借助这个无权无势 的弱女子的项上人头了。 　　且看记者采访该案法官的报导（摘要）： 　“　1999年1月25日下午，记者在刑庭找到了审判长俞振、书记员陈隆。俞振告诉记者， 该案目前只是一审程序结束，二审程序还没有开始。他指出，以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死刑 的，杭州地区已有先例。组织卖淫是法律要严厉打击的罪行。杭州城里所有的娱乐场所 都要将此事引以为鉴，从中汲取教训。书记员陈隆则说，目前社会上类似卖淫、组织卖 淫的丑陋事件比较多。作为执法者来说，应该予以重点打击。芭堤雅桑拿中心组织卖淫 一案的宣判正是给卖淫、嫖娼的丑陋风气来一个紧刹车，敲了一记警钟。” 　　果然如此。如果社会风气，就算是杭州市的社会风气，可以因汪某一人的人头落地 而大有好转，则就社会意义而言，这颗人头掉得也算不冤了。然而实际上清b在许多地方 的地方官员明里暗中支持保护红灯区，禁止公安部门前去搜查，甚至将其作为改革开放 的实绩向外弦耀。又或者有一日，性服务业真的如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可在一定的范 围内合法经营。那么汪某的这颗人头也不会有几个人记得，毕竟她只是个小人物，“所 得”只是二千余元。话又说回来，要是其所得有二千余万元。则自然有许多关系人物出 来说话，说不定就马上就可以取保候审，至少也是“在逃”了。 　　且待我们睁大眼睛看二审！ ~~~~~~~~~~~~~~~~~~~~~~~~~~~~~~~~~~~~~~~~~~~~~~~~~~~~~~~~~~~~~~~~~~~~~~~~~~~~~~ 派出所长竟做人贩子 　　郑州电 1月15日， 河南南阳市方城县一位读者反映：方城县公安局清河乡派出所 近日将该乡榆林坪村村民斯振伦买来做媳妇的聋哑女解救后，又以3000元的价格“卖” 给了该县杨集乡柳沟村三间房组一位40多岁的光棍 汉谷小成。 　　记者随即采访了方城县清河乡榆林坪村村民斯振伦。 斯说，去年10月，他花400 元钱从一位四川人贩子手里买回一个聋哑女，并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与 之“成亲”。12月16日，清河乡派出所以涉嫌买卖妇女和非法同居将他和聋哑女传讯到 派出所。第二天，派出所让 斯振伦交了600元押金和20 元生活费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后，将其放出。而将聋哑女收留。斯向派出所表示还想把聋哑女领回去，但派出所所长 王荣华说，想带回可以，但得交2000元钱。由于一时拿不出2000元，斯只好作罢。谁 知此后不久，斯听村民们讲，派出所所长王荣华正以3000元的价格，四下托人“卖”聋 哑女。 　　得知派出所要“卖”聋哑女，斯振伦托亲戚赵秀荣给派出所所长送了4条黄金叶烟， 当时王荣华答应将2000元降到1000元。12月25日，当斯带着1000元钱去见王荣华，提出 要带走聋哑女时，王说，有人拿3000元已将聋哑女领走了。斯多方打听，才知道聋哑女 “卖”给了邻乡杨集乡 柳沟村三间房组一光棍汉谷小成。 　　1月15日下午1时，记者来到了谷小成家，见到了40多岁的谷小成和聋哑女。该女 有20多岁，身高约1．6米，脸上带着傻笑。谷小成说，聋哑女是他出2500元钱托一个亲 戚从清河乡派出所领回来的。记者问谷现在与聋哑女“成 亲”没有。谷说，派出所要 3000元，钱还没交够，派出所还没给他办“委托”手续，没手续还不敢睡在一起。 　　下午4时许， 记者采访了清河乡派出所所长王荣华，王承认1998年12月16日派出 所从该乡榆林坪村村民斯振伦家，将这一聋哑女解救出来，但却否认将聋哑女卖给杨集 乡柳沟村三间房组村民谷小成为妻。但王说派出所一时难以弄清聋哑女的家庭住址，就 让谷小成交了2500元作为担保押金， 将聋哑女暂时收留， 记者问王荣华让谷小成交 2500元担保押金是否有法律依据，王说“没有法律依据”。 ~~~~~~~~~~~~~~~~~~~~~~~~~~~~~~~~~~~~~~~~~~~~~~~~~~~~~~~~~~~~~~~~~~~~~~~~~~~~~~~~~~ 竟有如此警官养妓抓嫖私吞公款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月12日 　贵州消息：贵州省六枝特区法院日前开庭审理了犯罪嫌疑人张树生贪污、组织卖淫 案，一审判决张树生有期徒刑20年。 　　据悉，犯罪嫌疑人张树生原系六枝特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1995年至1997年8月， 他带领该局刑侦队工作人员办理了上百起治安案件，对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和赌博人 员进行了罚款，除申报入帐和报销支出了37万元外，对收取的10．4万元罚没款，采取收 款不入帐、弄虚作假等手段占为己有。 此外，在1997年8月，张树生请邮电局的职工韩 忠义为其虚开了两张手机收据，冲抵其经手的治安罚款1万元，这两年间，张树生共占有 人民币114000元。 在查获卖淫嫖娼案件中，张树生对嫖娼者均作了罚款处理，但对查获的卖淫女不作处理， 反而给她们租了房子，并用公款支付房租，让卖淫妇勾引嫖客后打传呼通知他去抓，抓 获嫖客罚款后按比例分成。张树生利用这种办法私吞了 大量钱财。 ~~~~~~~~~~~~~~~~~~~~~~~~~~~~~~~~~~~~~~~~~~~~~~~~~~~~~~~~~~~~~~~~~~~~~~~~~~~~~~~~~~~~ 中共纵容海盗？ Posted by 经济学人 on January 31, 1999 中共纵容海盗？ 　尚未加入联合国海事组织的中共，在处理海盗案件时，经常以罚款代替刑罚，甚至还 有官兵扮强盗的情形；国际舆论和联合国海事局最近接连指责中共的纵容，使得东南亚 海盗日益猖獗。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发自北京报导说，去年秋天，日本货轮「腾云号」运送一千五 百吨铝锭，由麻六甲海峡驶往南韩途中失踪，直到最近，这艘船在江苏省江家港被发现 时，船号被涂改、船货和船员失踪，船上的两名南韩人和十三名大陆人据信已经死亡； 一个月前，载运废金属的香港货轮「长胜号」在台湾海峡失踪，随后，广东汕头渔民捞 起二十三名船员中的六人，他们尸体上满是弹孔，船只被发现时，船体已遭破坏、船上 空无一物。 　每年有八百艘油轮通过的麻六甲海峡，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期间只发生过七起海盗事 件□但在最近发生的几起海盗案中，海盗不但抢劫货物而且还杀人，作案区域也向北推 进到大陆沿海。 　从船东和国际海事组织的角度看，中共处理海盗的方式使海盗问题更加严重，而且， 他们也不相信中共有关机关的公信力；例如，去年，中共海关曾以走私罪名逮捕几艘船， 但处理的方式都是将船只和货物拍卖，而将人员释放。 　另一方面，中共向来不透露处理海盗案的情形，香港船东协会主席即向伦敦「经济学 人□周刊表示，对于最近的劫船事件，中共官员希望全部调查过程保密；而据中共声称， 在长胜案中，他们已经逮捕了数名嫌犯，他们同时也逮捕了涉及腾云案的几名印尼船员； 但外界普遍相信，其中应该有大陆人涉案。 　「经济学人」指出，涉案的海盗可能得到其他船员的协助，这可以由长胜号是在汕头 被发现一事中，得到线索，因为，汕头是以走私著称，而且在中共总理朱熔基这一波打 击走私行动受重创。但是，为什么海盗要抢一艘载著不值钱废五金的货轮？这艘船上是 否还有其他值钱的货物？长胜轮的香港船东一直绝口不谈这些问题。 ~~~~~~~~~~~~~~~~~~~~~~~~~~~~~~~~~~~~~~~~~~~~~~~~~~~~~~~~~~~~~~~~~~~~~~~ 管好谁的嘴？ 送交者: 金陵客 于 February 01, 1999 　　綦江彩虹桥坍塌事故成为传媒竞相报导的热点。各报消息大同小异，清晰可见的照 片更比文字还要震动人心。如此荒唐的质量，背后倘若没有什么腐败现象，那才真是天 下奇闻。现在已有消息说，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已坦白接受了承包商费上利的10万元 回扣”，人已被逮捕。后事如何当然要且听下回分解，但这10万元回扣给那塌桥造成的 40个冤魂，分明已经形成一团解不开的结，堵在人们心口。这10万元回扣与那40个冤魂 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10万元回扣像不像一张吞噬下40条生命的血盆大口 呢？ 　　人们不得不进行认真严肃的思考。 　引起这种思考的直接动因之一，是綦江县委一位领导在事发第二天晚上召开的全县 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的“四不准”。先是《南方周末》报披露了这一消息，接着，1月 18日《人民日报》在一篇追踪报导中这样写道：“在事发第二天晚上召开的全县干部会 议上，县委一位领导明确提出了‘看好自己的人，管好自己的嘴’的四条纪律：一不准 参加围观；二不准议论彩虹桥垮塌之事；三不准串连传播有关问题；四不准与记者接 触。”《人民日报》是最权威的党报，看来这位领导提出的如此“四不准”是千真万确 的事实。说是“看好自己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谁手下的人犯了这四条就得谁负责了！ 这且不管他。好笑的就是那一句“管好自己的嘴”，这可是有具体内容要求的。那明明 白白的四条纪律，其实就是叫老百姓把自己的嘴堵起来，不准议论。事故发生之后要干 部群众“管好自己的嘴”是不是有一点太晚呢？古语说得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 句不准议论，老百姓就真的只好三缄其口，天下就真的从此太平，40个人就真的冤沉江 底？这样的县委领导如果不是太愚昧，莫不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换言之，你就真的把 老百姓的嘴巴全都堵起来，老百姓“道路以目”的传统还是有的。再说，你能连老百姓 的思考也一概下令不准么，不准得了么？ 　　真是笑话！ 　　要说“管好自己的嘴”，这句话早几年说把对象换一换，也许就对了。作为县委领 导人，首先要带好一班人，过好廉洁关，先从自身做起，“管好自己的嘴”，不该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吃”───的不吃，不该要的不要，不该伸手的地方 不伸，这才符合对一个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单“管好自己的嘴”还不够，还得带动领 导班子一班人“管好自己的嘴”，还得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秘书“管好自己的嘴”。 如果真正在“管好自己的嘴”上下了一点功夫，那么，当初决定造这座桥的时候， 不会有“县里一些人一意孤行，将此项工程拉上了马”（引自《人民日报》报导）， 换言之，就不会有这样一个“首长工程”。如果真正在“管好自己的嘴”上下了一点功 夫，那么，这座桥就不会成为未经有关职能部门立项、论证，修建过程中无工程监理、 质量检验……的“六无”工程、如果真正在“管好自己的嘴”上下了一点功夫。那么， 又怎么会冒出当时大桥的副指挥长后来的县委副书记接受包工头10万元回扣的丑闻呢？ 可见，正因为这些做领导的当初没有“管好自己的嘴”，所以才种下祸根，酿成如此震 惊天下的恶性事故。时至今日，是不是有一点悔之晚矣呢？ 　　从一般情况来看，大凡不能“管好自己的嘴”的领导干部，要求老百姓“管好自己 的嘴”的时候总是十分霸道。他们要老百姓一声不吭，不准议论，正是为了掩饰自己的 罪恶与空虚。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先锋战士，本来应该君子坦荡荡，不怕别人议 论，欢迎群众监督，如同朱□基总理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的记者们说：“我也 是你们监督的对象。”像綦江那样的昏官，本来是人民群众监督的对象，一下子却要把 老百姓的嘴堵起来，岂不荒唐之极？在这种满口荒唐言的昏官的治下，不出事倒奇怪了。 　　谁该“管好自己的嘴”呢？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多加辨析了。但愿天下一切有 志于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官们，从彩虹桥这一事故中汲取教训，首先从“管好自己的嘴” 做起。 ~~~~~~~~~~~~~~~~~~~~~~~~~~~~~~~~~~~~~~~~~~~~~~~~~~~~~~~~~~~~~~~~~~~~~~~~ 财产大规模地卷逃至国外 「腐败」正是少数人敛财的通行证。这些年来职业变换频繁的何清涟，最后在《深圳法 制报》当编辑，有助于她接近「腐财现场」。她的调查体验是，国有资产流到个人口袋 的成本大约是七比三，即每流失一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百分之七十的资产要作为掩盖 这种流失的「成本」，在无数中间环节流失、沉淀，那百分之三十也还不一定转化为国 内的生产资本，相反倒是转化为国外的购买力，越来越多的人将来源不明的财产大规模 地卷逃至国外。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腐败者贪污到手三万元，国有资产的损失绝对不是这三万，而 是要以十万来计算。何清涟说，「有些人将腐败列为改革所必需的社会成本。事实上这 些『成本』早已远远超过了产出，改革很可能在达到目的地之前，已经被它的高价『成 本』吃掉。」 　　权力市场化引起的社会的不良反应，譬如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怨恨情绪普遍增 强，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迭起，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过程（宗法组织的复兴和 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的畸变，黑色经济的□滥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 以及「官黑结合」而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 控制。 　　最难的一关还没有过呢！ 　　先在湖南师范大学学历史，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改读经济学的何清涟，试图向社会发 出警报：金权政治、官黑结合与流民－暴民，将是大陆未来社会危机爆发的总根源。 　　「可是我们应对危机、反危机的对策在那里？」即使何清涟尽量用平稳的语气，但 是在电话中还是可以感受到她的焦虑。 　　「有人说我们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中国金融危机潜在的因素与亚洲许 多国家有本质不同，中国的银行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外汇管制也没有开放，它的危机 藏在内部，但是现在已开始发作了，几个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就是先兆。」 　　「苏联的改革是由难而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中国的改革是由易到难， 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路子。当时的设想是这样走可以避开矛盾，容易为 社会所接受。但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 最后都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矛盾。中国最难的一关还没有过！」 　　「看不到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取代中共的地位，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帮助它改良，帮 助它应对危机。」何清涟透露，她和一批学者正聚合在一起，试图寻找出反危机的对策， 几个月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一本被认为理论上大胆，观点却受到中南海重视的刊 物，已经发出了他们对反危机的初步见解。 　　为了减轻盛名之累，更为了她的「反危机研究」，何清涟不得不「离家出走」，请 她的老母和经商的丈夫照顾五岁的孩子，自己锁在一户「秘密」的公寓房内。但是美国 的外交官还是找到了她，据说要邀请她到美国访问。 　　「我会去，但是我很快会回来。」这位与魏源、蔡锷同乡的湖南邵阳女子的意思似 乎是，中国大陆掉进了陷阱，她不能一个人逃走，她走出去，是为了把中国拉出陷阱。 她在书的结尾说，「社会公正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 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而湖南人不灭的使命感，支撑著何清涟在深圳免于掉入 「深渊」。「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是女人，权力和金钱的吸引力对我有限。」何清涟自 嘲道。 ~~~~~~~~~~~~~~~~~~~~~~~~~~~~~~~~~~~~~~~~~~~~~~~~~~~~~~~~~~~~~~~~~~~~~~~~ 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陆定一· 一位新民报记者问我：“有人以为，中国记者不如英美记者，你的意见如何?”我 回答说：“我不以为然。中国记者是并不逊于别国记者的。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 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 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 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我这里所 说的中国记者，是指大后方的大多数记者而言的。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 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 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 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 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 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 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 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 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 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 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 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 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 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 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 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 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 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 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 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 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 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 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专制主义者，则压迫人民，剥 削人民，使人民求生无路。 《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 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 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 八年过去了。今后怎样办? 这样办：(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力求真实，丝毫不苟。 我希望《新华日报》这样做，希望大后方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记者这样做，并且希 望给《新华日报》以经常的指教批评，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闻界里创造出 一种新的作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以此作风，来革除专制主义 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 网络警察加强戒备 防不胜防徒叹奈何 送交者: 中共控制中文网路论坛 于 February 01, 1999 为了加强控制自由言论透过电子网路在中国大陆散播，中共方面将于下月起清查大陆所 有网上论坛，届时将有一大批活跃的网上论坛遭到整肃或关闭。 　　据报导，近日公安部已向各省市以下发放通告，要求各城市公安局计算机监察部门 ２４小时值班，监察各电子布告栏内的网民言论，遇有「反动言论」，即通知该布告栏 的的网路管理者将有关言论删除，并且立即追查贴文来源。这份官方通告也要求公安局 协助其他部门于二月清查这些电子布告栏。 　　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于１月２７日的机关报《检察日报》中，也曾点名批评国内 一些较为活跃的电子布告栏，也举出林海案为例，表示“滥用网上言论自由”的情况会 愈加严重。该文指出，网上言论传播者大都使用笔名，完全不负责任，故此一些攻击国 家政策凡言论于网上传播无阻，比「文革」时的大字报更具影响力，而海外民运人士透 过这些渠道发放反动言论，诋毁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常见，文章更指出「林海案」就是其 中表现出的一个典型事例。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预算本年年底国内网上人口将会超过一千万，可见国内互 联网在国内迅速发展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另一方面，国内的网站（Ｗｅｂ Ｐａｇ ｅ）及电子布告栏（ＢＢＳ）是国内网民日常浏览之处，电子布告栏更是国内网民日常 交流意见的地方。据了解，活跃的论坛于黄金时段同时聚集的人数可达几百人，海外比 较著名的《北美自由论坛》每天有数百条消息，人气非常旺。板上网友更来自世界各地。 中国查禁了海外政治论坛，但仍有不少大陆网友透过Proxy前来英雄赴会。 　　由于网上电子布告栏是中国内地网上活动的其中一大主流文化，也是知识份子讨论 国家大事，收集国际新闻的地方，故此当局这次取缔行动，将会有效的控制国内网上言 论其中的主要来源，更可以防止国外具「政治错误」的新闻流入国内，另一方面，国内 网民的自我审查意识也会愈来愈严重，以免惹上官非。 旅居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曹长青认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纽 带，查封网上论坛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也是政府心虚的表现。曹长青说，当局对 林海的判刑完全是政治迫害。 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这一新的控制措施，意味着将有大量的互 联网址遭到查封，更多的“林海案件”闹上法庭。但是，据公安部门的电脑专家却透露， 上述禁令，是由不懂电脑的高官按照上面的意思盲目决定的。由于网络技术千变万化， 真正控制，极为困难。对于象《大参考》这样的通过伊妹儿发行的电子杂志，查禁起来 就更加困难了。接受采访的网络专家表示，反正应付大家，让上面(指中共高层首脑)放心 就是了。 ~~~~~~~~~~~~~~~~~~~~~~~~~~~~~~~~~~~~~~~~~~~~~~~~~~~~~~~~~~~~~~~~~~~~~~~~ 湖北迫教师高价购 滞销「玉沙」牌香烟 去年夏季特大洪灾后，灾区经济仍未恢复正常，部份地方政府财政濒于枯竭，发工 资时不得不以物代币，湖北省监利县即为其中之一。 据上海《报刊文摘》报导，湖北监利县从本月开始，强迫中小学教师和其他政府公 务员每人「购买」本县生产的滞销产品「玉沙」牌香 烟四条，购 款从每月工资中扣除。 当地教师纷纷报怨，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原本就是国家公务员之中最低者，如今又要 为经营不善的企业「献血」，令人怀疑政府对落实中央制定的「科教兴国战略」究竟有 多少诚意。 他们指出，官方从工资中扣除的购 款为八十五元（约八十港元），远远高出三十 五元的市场零售价。 县政府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为此项决定辩护，声称监利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不发 达」县，政府财政处境非常艰难。比起下岗工人的境遇，教师和公务员已经很幸运了， 他们至少仍有工作和固定收入，理应帮助亏损企业渡过难关。 ~~~~~~~~~~~~~~~~~~~~~~~~~~~~~~~~~~~~~~~~~~~~~~~~~~~~~~~~~~~~~~~~~~~~~~~~ 伊犁去年有多宗暴乱 新疆官报透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方的《新疆法制报》上星期报导，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伊犁地区， 在去年前七个月里至少经历过八起不同规模的暴乱，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报导援引伊犁地区公安局局长王明山透露，暴乱均发生于去年八月之前，「数百名恐 怖主义分子事后被捕。」 伊犁地区的主要城市伊宁曾于九七年二月爆发一起严重暴乱，上千市民上街拦截押送 死囚赴刑场的车队，与公安和武警官兵发生冲突，至少十二人在暴乱中丧生。当局事后 在该市实行长期戒严，但仍始终无法杜绝针对汉族和官、警、军方的暴力活动。 ~~~~~~~~~~~~~~~~~~~~~~~~~~~~~~~~~~~~~~~~~~~~~~~~~~~~~~~~~~~~~~~~~~~~~~~~ 长沙暴动农民：我们只是反对苛捐杂税 纽约时报社论 on February 01, 1999 　【纽约一日专电】据参与一月八日长沙示威行动的湖南农民表示，他们只是想向省及 中央政府反映县、乡政府的苛捐杂税，并未企图向当局挑战，但宁乡县政府却事先召来 一千多名军警向他们投掷催泪瓦斯，结果造成一名农民死亡。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评论这 一事件时指出，迫害异议分子和压制民众的民主诉求，只是暴君的作为，但是，随著大 陆民众政治经济期望日益高涨，压制 终究不是长久之策。 　据参与者表示，八日的示威行动有一万多农民参与，他们只是想向省及中央陈述地方 政府乱收费的情形，因为按规定，农民的税收不能超过前一年收入的百分之五，但是， 地方官员在申请时，却故意提高农民的实际所得，藉此规避中央政府的有关规定，例如， 道林乡去年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四百元人民币，但 当地政府却申报为两千四百元。 　不过，当八日早晨示威农民陆续聚集到道林乡时，却发现有上千多武装警察和省会长 沙调来的镇暴警察已经抵达现场，而且，就当群众逐渐向乡政府大楼靠近时，中共警方 开始向群众投掷催泪瓦斯；其中一枚催泪瓦斯就在张怀林（音）脚边爆炸，张躺在地上 大出血，半个多小时无人理，侄子去扶他，结果也被警察棒击并被捕。虽然中共已经赔 偿张某的妻子七千两百六十美元，但是， 光丧礼就要花掉三分之二的赔偿金。 　组织八日示威活动的，是一个两年前成立的地下农民团体，他们打著「政策法规普法 志愿者」的旗号，发动八日示威时还对外宣称「坚决团结在由江泽民主席和朱熔基总理 领导的党中央左右」，部份团体成员表示，他们支持省和中央的政策，只是地方官违反 政策乱收费，示威活动也只是想让中央知道详情。 　镇压行动后，这个组织的四名成员被中共通缉，其中三名成员，据示威农民透露，已 经逃到北京向中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陈情，另一名成员仍留在湖南，受到农民暗中保护。 　据纽约时报的了解，参与示威的道林等乡镇的情绪目前仍然非常强烈，虽然中共已在 各地张贴通缉告示，但这些告示入夜后经常被撕掉，而且中共警方也不敢进入道林等乡 搜捕通缉犯。 　在宁乡县管辖的十二个乡镇里，目前至少四个乡镇有类似的农民自发组织。 　纽约时报在评论长沙农民暴动时，特别以去年底的四川步云乡长直选为例指出，面对 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情势，中共应该效法四川官员的开明态度，鼓励以更广泛的地方民 主化解群众不满情绪；但是从法制日报日前批评步云直选违宪的情形看，中共高层领导 人显然反对步云经验，而且，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在此时，下令大举逮捕异议人士并 处以重刑。 ~~~~~~~~~~~~~~~~~~~~~~~~~~~~~~~~~~~~~~~~~~~~~~~~~~~~~~~~~~~~~~~~~~~~~~~~ @毛泽东之革命理论 (摘于《中国共产党之透视》1962年初版) 毛泽东为共党湘系之首领，亦为共党从事农民运动之有数人物。民16年武汉 政府时，毛任共党伪中央农民部长，曾至两湖各地，视察农民运动，回武汉后， 作有详细报告，其报告之唯一特点，亦即是项报告之最后结论，据毛泽东自述： “我这次考察湖南各地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即是流氓地痞之向为社会 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当时在陈独秀领导之下的共产中央，对于此项结论，表示不满，讥为“流 氓地痞的先锋主义”，斥为非马克思正确观点，甚至将毛泽东免去伪中央农民部 长之职，而调往湖南任省委，该以渠秋白继任伪中央农民部长。 @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先见之明 摘自《我的根本意见》 1940年11月28日 (九) 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 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全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 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注， 原文为“史太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 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 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 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 投稿、停止订阅或意见请发电子邮件 admin@savechina.freeservers.com, 多谢订阅 欢迎鼓励朋友加盟。本刊网址： http://savechina.freeservers.com/weeklymai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