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革命与暴力都错了吗？ 韧锋 （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靡靡之音 就笔者所知，最早撰文公开表示反对辛亥革命的是自中国大陆移居澳大利亚 ，后来任大学教授的杨小凯先生。 最早猛烈抨击八九民运绝食活动，并把绝食活动说成导致“六四”屠杀的“ 罪魁祸首”的，是《棋王》的作者锺阿城先生。 李泽厚和刘再复二位先生在美国合着《告别革命》一书，郭罗基教授从大陆 到美国，一直鼓吹民运必须循“合法”的、“公开”的方式活动，并于九八年六月 十四日在《世界周刊》发表《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分野》一长文，也反对革命，认定 只有改良才能实现民主。 徐文立于九七年十一月间在北京对路透社记者艾伯乐公开表示，他“绝对反 对使用暴力”，原因是国共两党以暴易暴，都产生新的独裁者（看九八年一月号《 北京之春》）。王策先生于九八年一七七期的《中国之春》发表《中共执政三十年 不变改良》一文。 高新先生于九八年八月号的《前哨》月刊发表言论，表示“鄙夷”目前的职 业革命家，并认定“暴力只能制造仇恨”。 赵无眠先生于九八年九月号的《中国时代》发表《查塔呼河畔谈汉奸》，认 为在汪精卫和伪军统治下的沦陷区没有发生像南京大屠杀的惨案，为汪伪翻案辩护 。 总之，革命和暴力，甚至绝食反抗都错了，唯有“和平、理性、非暴力”才 可能是走向民主的真理。 （二）“和平、理性、非暴力”囗号的荒谬 把和平，理性，非暴力三个不同的概念混在一起，尤其把理性与非暴力说在 一起，等同起来，换句相反的话说，凡暴力就非理性，这是多么荒谬的囗号。正因 为这个囗号的荒谬，才得出种种荒谬的结论，遭到惨痛的失败。 事实上，暴力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暴力，而革命暴力之中 ，也有滥用暴力与必要的或适度的使用暴力之分，岂可混为一谈。 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统治时代是滥用革命暴力的典型，如果毛泽东发动的所 谓文化大革命和波尔布特进行的大屠杀也可以称为革命，那是滥用革命暴力、迷信 革命暴力、最疯狂最突出的例子，当然都必须坚决反对。 相反地，中国的辛亥革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人民的革命，北伐战争，抗日 战争，盟国对德意日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联合国军对北韩的反击战以及以美军为 首的联军对伊拉克的反击，解放科威特的海湾战争等等，都是必要的，或适度的革 命与战争，也都是为正义和社会公正进行的暴力行为，应歌颂赞美。 如果说这些革命与暴力行为都是错误的，那么，可以肯定，你我现在不是成 为日本人的奴隶，或早就成为希特勒杀人焚尸炉的灰烬了（莫忘了，在希特勒的眼 里，你我有色人种都是劣等民族，该消灭！）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革命与暴力， 其极端荒谬，还不一语道破，一目了然吗？ （三）辛亥革命，何错之有？ 说的不好听，人基本上都是怕死的（包括笔者），如果统治者愿意接受和平 的方式进行改革，我想世上绝不会有人喜欢革命和暴力，除非如上述嗜血成性的狂 人和疯子。 众所周知，清朝末年，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改良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也 不例外，不妨引《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的一段文字：“一九○○年六月，孙 文进言港督：本月，孙中山，杨衡云等兴中会会员上书英国香港总督卜力，提出“ 改造中国”方案。” 方案由何启起草，包括《平治章程》六则：迁都于适合之地，创立君主立宪 政府，各省设自治政府分理；公权利于天下，开放通商、航行、路矿；保护教士； 增添文武官僚；改革科举制度等。由于慈禧等清朝当权派始终顽固不化，或玩弄一 些手段欺骗人民，孙中山先生最后才不得不走向革命暴力的道路。 然而，无论在举行十次武装起义期间或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都没有滥杀无辜 或对满族进行报复屠杀，相反地，仍允许末代皇帝溥仪留在紫禁宫，给予一定待遇 。既使后来被冯玉祥逐出宫城，也未加伤害，这样仁慈的辛亥革命，何错之有？ 至于革命的果实落入袁世凯的魔掌，又称帝，又有张勋覆辟，军阀割据等等 ，只能说明革命的实力不如反革命。 孙中山先生建立黄埔军校，加强革命实力，完全做对了，至于采取亲苏容共 的政策，也无可厚非，因当时列宁答应归还被帝俄占领的中国领土，而且中共也用 实际行动支持三加黄埔的建设，远没暴露其真面目。 一九二七年北伐结束后，中国没走上民主的大道上，按中共的说教，蒋介石 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独裁统治，清党屠杀工农共产党云云。这种说教 ，直今仍灌满大陆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民运人士的脑袋（当然也包括生活 在大陆期间的笔者）。 事实上，那是因为北伐结束后，中共立即学苏共，利用其控制的武装力量造 反，企图夺取国民革命的果实，才引起蒋介石的清党。（按俄国二月革命民主政权 建立以后，由列宁控制的苏共布尔什维克党随即利用其武装力量进攻冬宫，夺取二 月革命的民主果实）。 造反失败后，随即于同年八月一日在江西举行“南昌起义”，又失败；于是 于三一年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正式分裂国家，从此造成长达十 年的内战；又失败，经“二万五千里长征”（逃窜也）终于在延安建立“解放区” 。 由于中共的长期叛乱割据，招引日本全面的侵略。在中共的策动下，张学良 发动“西安事变”，强迫蒋介石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实上，中共坐山观虎 斗，三分抗日，七分扩张实力，甚至暗中与日本勾结，反对中华民国，准备在日本 投降后决一雌雄。这一切都按既定方针进行，因而战后中共对中华民国的谈判，无 一不是施放和平的烟幕弹。由于中共精于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国民党竟成为发动 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魁祸首，失去广大人民的支持而失败了。 不否认，国民党在北伐后逐渐脱离工农群众，为对付中共而任军阀与社会渣 滓混入党内，腐蚀党的机体，贪污腐败，从一个革命党沦为失去战斗力的腐败党。 然而，当时的中华民国虽然没有民主，也没有中共活动的自由，但广大的国 民还是拥有个人自由以及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比满清时代以及中共控 制的“苏区”或“解放区”都进步，这些都可以从当时的出版物看得很清楚。 如果北伐后中共不造中华民国的反，不进行破坏，而与国民党继续合作，肃 清军阀与列强（尤其日俄）的侵略势力，共同建设中华民国，有谁敢说中国不能逐 步走上拥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现代文明国家呢？何况，如今中华民国已成为民主 国家了，辛亥革命，何错之有？应该反对的是中共暴政与罪恶，而不是辛亥革命。 赵无眠先生在九八年七月号的《中国时代》月刊发表《没有大清朝，何来大 中国》一文，只强调国家领土的扩张，只字不提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留头不留 发，留发不留头”，株连九族的文字狱以及对新疆等少数民族灭绝性的大屠杀（准 噶尔族从地球上被彻底消灭了），连脑袋生存权都没有了，伟大的大清帝国，还有 何意义？ 然而，同样一个赵氏，在另一文中却因为在汪精卫和伪军统治下没发生像南 京大屠杀的惨剧，赞美起汉奸伪军来，一变而成为下跪保命哲学的宣传者。事实上 ，砍人脑袋是需要用力的，日军砍够了，汪精卫们下跪了？为皇军效劳了，何须再 砍？ （四）中国大陆悲剧的根源 中国大陆悲剧的根源，本来也清楚的很，但有许多人仍然迷迷糊糊，不分青 红皂白，把国民党共产党都各打五十大板，都咒骂为不是好东西，对大陆人士来说 ，这原因都是由于长期受中共单方面宣传的结果，故有必要简单回顾中共的历史及 其胜利的原因。 首先必须明确，中共并不是一般的政党，更不是民主政党，而是完全由苏共 控制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政党。 毛泽东说的很明白：共产党是一个“军事武装集团”，目的在于夺取政权， 建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际上是共产党甚至其领袖个人专政的国家。 因而，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喀琅斯达海军基地的水兵首先“叛变” ，提出“要社会主义，不要共产党”的囗号，结果被血腥镇压了。 中共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代表，能发展到今天五千多万党员，成为世界最大 的共产党，按中共的说法，靠的是三大法宝，即军队、党的组织和统一战线，这话 没错。 军队，早先靠工人，后来靠农民，尤其是靠苦大仇深，没有知识的工农，最 容易受骗，最听话，最勇于冲锋陷阵。由于中共分给他们土地，给他们一定的地位 和权力（斗地主资本家的地位权力），当时说中共代表工农的利益，并没错。不过 ，中共建国执政后，逐渐把工农的地位和权力收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农民完全沦 为农奴。如今，农民受党官的盘剥欺压，工人受下岗失业的威胁，这就是中共所谓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笔者上过华北军政大学，过着解放军的生活，最大的特点是除了睡觉以外， 时间都排满了，主要是单方面的“思想教育”的灌输，此外，军操及劳动，根本没 有接触不同思想的机会与个人思考的时间，一句话，军队就是中共的杀人机器，这 与民主国家的军队，性质完全不同，绝对不可相提并论。 笔者于日本投降后在新加坡三加过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并在马共办的“星洲平民小学”任教，校长陆在新和一些同事都是马共党员 。 不过，四九年投奔北京后，因很快就发现中共的暴政，因而从未加入过中共 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 然而，在实际接触中，很容易发现，无论是党员或团员，都是党支部和团支 部的小特务。你说一句话，支部都知道。问题在于层层禀报的东西，未必属实，这 是大陆千千万万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很恐怖。 我在大陆被专政长达二十年（其中除了劳动教养和“留厂就业”以外，正式 成为劳改犯人十五年），追根究底，因为在清华上学期间曾和政治辅导员林泰争吵 过，得罪了小毛泽东，迫害与反抗不断升级造成的结果。 统战方面，周恩来经常对海外华侨华人和外国人的统战对象说：“百闻不如 一见”，邀请他们到大陆三观访问。结果，不见则已，一见更糊涂□□全成了中共 的俘虏，这里只举两例。 三、四十年代南洋（东南亚）最着名的爱国华侨、大资本家、大慈善家（主 要办教育）是新加坡的陈嘉庚先生，抗战初期率领代表团回国慰劳抗战将士，到过 重庆和延安，见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因为在国统区看到社会混乱，在延安看到官兵 都穿粗布军装，生活极坚苦朴素，以为解放区人人平等，政治开明。结果恨起蒋介 石国民党，爱起毛泽东共产党，回南洋后成为中共的义务宣传员，战后办《南侨日 报》，着《南侨回忆录》一书，影响更大。 我有个远亲锺某，自费留学荷兰（不会中文），后来在印尼棉兰开银行，为 华人社会名流，五二年中共邀请他和一批华侨华人回国三加国庆典礼，并到全国各 地三观访问。 在北京时，他约我三加宴会，满桌鸡鸭鱼牛羊猪肉，他私下对我批评起北京 人说：“北京人吃的油太多了”。我的邻座是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干部，竖起耳朵， 我能说甚么呢？ 时间也排满了，根本没有个人活动的余地，看的听的全部由中共安排布置的 ，回印尼后他也成为中共的义务宣传员。六五年印尼反共反华大屠杀，他曾被关押 ，获释后移居香港。我怎么摆事实列举中共的残暴，他至死仍然亲共！不是因为爱 国，而是因为经常读中共定期赠送的英文版《中国建设》。 中共的胜利，除了靠以上三大法宝，还有一个法宝是“笔杆子”，亦即宣传 鼓动，真真假假，令人迷迷糊糊，都成为其俘虏了。 我在印尼时，早年本来崇拜孙中山先生和蒋委员长，战后读斯诺的《西行漫 记》（REDSTAR~OVERCHINA）以后，也和陈嘉庚一样，以为延安虽然贫穷，却人人厄 平 等，坚苦奋斗，是中国的希望。 读毛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中共其他宣传品，印象最深的 是说，“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就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蒋 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云云。 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结果我自然拥 护毛泽东，反对蒋介石，把书房里的蒋介石像取下，留下孙中山先生和毛的像，成 为棉兰华侨青年中最积极的左派份子。多年后有人告诉我，一九四九年我离开印尼 投奔北京以后，人们叫我“棉兰的毛泽东”。 延安是否人人平等呢？事实上，伙食分大中小灶三等；等级森严。投奔延安 的中共党员王实味，只因写过杂文（叫《野百合》？）略提上述事实，就被视为“ 阶级异己分子”，在中共撤出延安时给秘密枪毙了。 九八年九月七日《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报导，远在江西“苏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地区）时代，周恩来‘以杀人为儿戏’讲得很对。毛曾夸囗在红一方面 军中打了四千四百个AB团（其中一半被杀）。富田事变后二十军排级以上干部大多 数被杀。中央苏区肃反杀人在一万以上。事实上，周恩来自己曾下令把“叛徒”顾 顺章的家族十七人囗都杀光了，而延安时代由毛的特务头子康生领导肃反运动杀的 无辜更多如牛毛，这些，斯诺知道吗？ 笔者在大陆生活三十年，天天阅读报刊（另于八十年代周游大陆五年），而 以上事件，直到七九年移居香港后才逐渐得知，有的竟到最近才知道。中共绝对有 垅断、控制、封锁新闻资讯的本领，堪称世界冠军。 斯诺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死后获殊荣，埋在 北大的校园里，因阅读斯诺的着作投奔大陆的海外华侨华人，死在冤狱里的有多少 ？只有天晓得！ 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三加过），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九四年我周游印尼近四个月，在苏门答腊岛北端的沙璜（SABANG）　遇上 一爱国华人，他以大陆拥有核武器表示深感自豪。我问他，知道1959~61_三年间大 陆饿死三、四千万人吗？知道文革期间直接与间接受害的中国人高达一亿人吗？他 哑囗无言，却仍坚持其核武的自豪感！ 相见恨早，否则我一定问他，大陆拥有再多的核武，中共肯用它为这次受迫 害的华人华侨说话吗？奇怪的是，像严家祺先生这样高水平的人物，竟也希望大陆 的“国防”更强大，用于对付日本云云（看九八年四月号《前哨》的《民族主义有 理》一文），大陆共军更强大，能不首先血洗台湾，消灭中华民国吗？！ 顺带说，如今中共利用强有力的电台和电视台，日夜向全世界播放其宣传节 目。 印尼政府虽然歧视华人，却允许华人自由架设卫视天线，接受中共的宣传， 因而才产生以上新的“爱国”华人。 过去，因中共全力支持过印共，而一些华侨华人支持过中共和印共，结果于 六五年遭到屠杀。海外华侨华人（包括美国的）如若仍然不省悟，仍然沉迷于“爱 国”而被中共所利用，早晚还得上当受骗而遭秧！ 中共一方面日夜对外作报喜不报忧的宣传，一方面干扰《美国之音》的广播 ，严禁人民架设卫视天线接受自由世界客观公正或比较客观公正的新闻报导，同时 严禁人民与外国人接触，对不听话者进行监视，恐吓与逮捕。 虽然现在大陆的自由比毛时代多得多，但在新闻出版方面仍然控制得很严， 这是因为中共的政权是建立在武装部队和谎言宣传的基础上，一旦新闻出版自由， 谎言被揭穿，武装部队再强大，也必然土崩瓦解，控制新闻出版，是中共的命根子 ，绝对不可能放弃。 （五）“六四”屠杀是因为学生“激进”造成的吗？ 记得“六四”屠杀后在美国第一个召集一些大陆人士开座谈会的是美国华人 阮次山先生，名为进行“反思”，实为攻击八九民运。 会上锺阿城先生竟成为重炮手，猛烈攻击台湾歌手侯德健，把他三加绝食活 动骂为造成“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座谈会发言登在香港报上）。接着号称 “民运理论家”的胡平先生抨击学生“不懂妥协”，还发明所谓“见好就收，见坏 就上”的高论。 甚至，连起草“绝食宣言”，并三加绝食的“四君子”之首的刘晓波先生， 也撰文猛烈抨击学生“非理性”，“狂热到高峰”云云，（“四君子”指刘晓波， 高新，周舵，侯德健），一时间，不少所谓的知识分子、名人纷纷制造形形色色的 大小帽子，齐扣在学生的头上。大陆名记者戴晴更公开叫嚣把紫玲判重刑。 直到九年后的今天，有人仍然揪住学生不放，如王鹏令先生只只不提屠夫杀 人不眨眼，反过来骂学生“与人道主义格格不入”（对此竟然还有读者来信表示“ 请代我向王鹏令先生致以深深的感谢”，呜呼！） 马悲呜先生更恶狠狠地质问学生道，“绝食发动者就没有任何刑事和道义责 任了吗？”，还竟要求逃亡海外的学生“回国归案”“认罪服刑来为中国的法制建 设奠基”云云，（看九八年六、七、十月号的《中国时代》月刊）在这些帽子和咒 骂中，最标准的是“激进”二字，也就是说，因为学生“激进”，才激怒邓小平， 造成“六四”屠杀，罪在学生也。这不是赤裸裸地把是非黑白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 吗？！ 事实上，由于中共的专制独裁，“官倒”（“倒”，投机倒把也）横行，贪 污腐败，才引起学生的义愤，自发起来和平请愿，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而遭屠杀。 所谓“激进”，主要指学生不早撤出天安门广场和进行绝食活动。事实上， 运动后期，许多学生都因疲累已纷纷自动退出广场了，剩下的绝大多数为外地学生 ，他们为支援首都同学，迢迢万里来到广场，屁股没坐暖就要把他们逐出广场，合 乎情理吗？有可能吗？学生领袖根据多数同学的意愿留在广场，不正是体现了民主 精神，“何罪之有”。 关于大多数人的意愿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回事，但我也不认为多数学生错了 。我不反对妥协，但妥协必须是双方的。你退一步，我退百步，都可以接受。事实 上，中共“一步也不能退”，学生若单方面早日退出广场，岂不轻易投降？那又何 必当初呢？ 屈膝投降，笔者也不反对，但也须看具体条件决定，日军进攻南洋（东南亚 ）初期，英荷美联军的海空军曾英勇作战，而几十万陆军，没打几枪就举白旗了， 这种投降，不可耻吗？这些草包，早就该解散！ 在手无寸铁的学生已被军队团团包围，并残酷地遭到棍棒枪托的袭击，这时 投降撤出广场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不过，投降毕竟不是光荣的事，大可不必如周 舵那样撰文自夸《我是广场撤退的总指挥》。如果说学生不早撤出广场是“激进” ，那么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和平请愿遭到保安部队袭击后，和广大 　民一起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并抗击苏军的镇压，算甚么？是否都是疯子？该五马 分尸吗？ 众所周知，甘地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与主张暴力反抗的激进 分子恰恰相反。然而，他为反对英国的统治，争取印度的独立，进行过多次的绝食 抗争，震惊世界。咒骂绝食为“激进”行为，岂不咒骂甘地为“激进分子”？不是 天下的大笑话吗？ 事实上，广场上学生不过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已，只字不提豺狼的残暴 ，反而咬牙切齿诅咒起羔羊，这种心态，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借用曹长青先生 的话说：“中国文人习惯于下跪”，呜呼！ （六）八九民运为甚么失败？ 八九民运为甚么失败？按胡平先生的话说，学生没做到“见好就收，见坏就 上”的战略战术，就战略战术本身来说，依我看，恰恰相反，应该“见好就上，见 坏就收”才对。不过，战略战术再正确，也无济于事；因为八九民运并不是事先有 严密组织，有统一指挥的运动，而是在短期内突然发生的、自发性的、大规模的群 众民主运动，没有任何个人或集体领导可以绝对控制的运动，而只能由多数群众的 意愿行动。空谈战略战术是否正确，都是废话。 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坚持一党专政，军队忠于邓屠夫，进行 残酷地镇压。 苏东波（罗马尼亚除外）、菲律宾及印尼之所以能和平演变，因为统治者没 中共残暴，军队不忠于独裁者而同情人民。 在学生领袖方面该检讨的是拒绝工人三加学生队伍，拒绝介入党内斗争（即 不善于支持中共的开明派，反对顽固派），以为靠学生自己就可以争取到自由民主 人权和法治，实际上，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 相反地，假设学生、工人和党内开明派结合起来，很可能有部份军队抗命， 甚至起义，走向胜利。 当然，也可能失败而遭到更残酷的镇压；流更多的血。问题就在于敢不敢斗 争？学生领袖既然提出“和平理性非暴力”，刘晓波起草的“绝食宣言”提出“我 们没有敌人”，赵紫阳只会流泪，不敢以总书记和总理身份对邓皇上抗争、学生当 然只能任军队宰杀了。 八九民运期间，知识分子虽然也三加过游行示威，尤其《人民日报》等的记 者们，高举“不要强迫我们说谎”（大意）的标语，最令人感动。 然而，二号屠夫李鹏颁发戒严令以后，除了严家祺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还到 广场探访学生以外，都消声匿迹了。 不仅戴睛反对工人介入学生队伍，连争取民主言论最坚决的许良英先生，也 表示反对。至于方励之夫妇躲入美国大使馆，以免被捕，这问题争议性较大。自八 九民运爆发以来，两人从未介入。如果两人根本反对八九民运，那就不存在逃避责 任的问题，躲入使馆，无可厚非。 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肝胆霹雳两昆仑”，虽然悲壮，震憾人心，但 我还是主张他外逃，不应引颈就斩，外逃，不等于投降；死了，还能做甚么？ 有人骂柴玲想溜走，让别人流血，就算她说过这话或有过这思想，而事实上 她毕竟最后和大家一起被迫悲壮地离开广场，说话、思想和实际行动，哪个更重要 ？柴玲反对工人介入是错误的，但她坚持战斗到最后，没有成为可耻的逃兵，还须 咒骂吗？这是人道吗？虽然学生领袖们拒绝工人介入学生队伍，但实际上工人在下 班以后，都主动纷纷奔赴郊区拦截军车，拖长军队进城的时间，给予全世界在北京 的外国记者有充份的时间进行拍摄和准备拍摄即将发生的“六四”屠杀，把中共狰 狞残暴的真面目暴露在全世界电视萤光屏的面前，工人功不可没。 此外，在学生、工人和　民遭到屠杀后，小部份人起来反抗，可歌可泣，将 来应该为他们立铜像，永志纪念。在中共最残暴的血腥屠杀中，中国人民不全是习 惯于下跪的软骨头！ 八九民运虽然失败了，但鲜血绝不白流，中共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埋葬只是 时间问题。 （七）民运都必须“合法”与“公开”活动吗？ 郭罗基教授是鼓吹民运都必须遵循“合法”的途径和“公开”的方式进行活 动的最突出的人物。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大陆）公民享有种种的 权利，当然百分之百都是合法的。 然而，自中共公布宪法以来，中共允许中国（大陆）公民享受这些合法权利 吗？为欲享受这些权利而受迫害、坐牢甚至枪毙者，千千万万吧！ 郭教授本身的遭遇，因遵循合法的途径进行活动而被迫流亡美国，不正说明 合法的途径实际上都成了非法吗？怎么仍然不遗余力地在鼓吹片面的“合法”斗争 呢？说郭教授居心叵测，恐怕接受不了，至少是莫大的讽刺吧！ 至于郭教授主张民运必须公开运动，从大陆“解放”开始，有人早就这样做 了，比如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就公开表示反对拆除北京城墙（其妻林薇英因 拆除城墙而气死，我主张少拆作豁囗），工商界某人就公开提出“定息不是剥削” 的说法等等。 到五七年整风呜放期间，因向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公开向党提意见的人更多， 结果通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入另册。 官方说右派五、六十万，丁抒的《阳谋》一书估计近百万，多数都是大陆最 精华宝贵的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 本人的事最清楚，不妨略述，整风一开始，校长兼党委书记（兼任中共中央 候补委员）蒋南翔召集“华侨同学座谈会”，因肃反时我受冤的案件已获平反复学 ，不愿三加，没料接连收到三次紧急通知，非三加不可，会上土木系潘志明同学透 露他在肃反时受迫害的经过，多次于半夜三更被押到大图书馆半地下室，用台灯强 光照射眼睛逼供，要他承认在印尼三加过反动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他没三加 过任何组织。由于校长说“不知道有这回事”，会后我便贴一张大字报，题为“要 求党委交代潘志明事件”（其实我与潘只有点头之交，纯粹出于义愤贴大字报） 没料，一方面我受到广大同学（包括在信中自称老党员）的热烈支持，一方 面却成了党委的眼中钉肉中刺，倒打一耙，污蔑说“潘志明事件”是我“一手捏造 的谣言”，要我认错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检讨。 本来，我可以学其他许多人，屈膝投降（潘志明本人也投降了，不再吭气） 前途可能会好一些，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昧着良心说话，于是破釜沉舟，与强大无 比的“无产阶级”（实为共产党毛泽东）专政对着干，在同学办的“自由论坛”上 原原本本地把潘受迫害的详情揭盖，并痛斥肃反暴政，受到上百听众的热烈鼓掌。 后来，党委布置全校性的“肃反问题大辩论”，派党团骨干，包括团委副书 记（当时正主席是阮铭，不过未见他出现在会上）围剿我，我更多次痛斥肃反破坏 宪法，蹂躏人权，成绩是负数（官方说成绩是主要的）；干部不学无术，专靠政治 运动整人向上爬，……我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次的辩论，因压制我再发言，我才愤然 离开会场，我的发言被录音，作为“反面教材”，全文登于同年校刊《新清华》上 ，供全校“批判”。 接着党委布置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批斗我，他们先让我发言，亦即迫我低 头认罪做检讨。我一开始就进行澄清事实，因遭到阻拦，立即愤然退出大会。 结果，我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极右分子”，于五八年“处理右派”时 开除学藉，因我原为印尼第三代华侨，祖籍只知广东普宁与梅县，不知何乡何村， 无法遣返原籍，又不允许我申请出国，于是软禁在校园内。 由于我坚持要求出国回家，并由于种种迫害（不可能在此细述）我被迫经常 到百米外的北大避难，认识一些外国留学生，北大与清华的党委不许我入北大，破 坏我与留学生的关系，我和留学生一起痛斥他们。结果于五九年三月十四日深夜被 绑架，武装强送劳动教养。 不过，警察宣布的教养“通知书”上的罪名不是“右派”，而是莫名其妙的 “抗拒劳动”。多年后我在香港才得知，中央规定华侨右派不可送教养。中共各党 委都是实际上的土皇帝，整人的办法多的是；既使中央知道了，只要宁左勿右，又 如何？ 反右运动期间，全校停课，师生员工都被迫三加反右活动，天天开会，数以 万计次；而开万人大会批斗学生，只有三人次，我，孙保中和马维崎。孙保中因公 开组织“庶民社”，合几个人帮助同学誊写或张贴大小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小集 团”，据说在万人大会上当场由公安正式逮捕，扭送监狱（当时我逃到城里避难， 没三加大会）。 马维崎，回民，以马崎为笔名，张贴小字报题为《还政于民》，我读过，简 直是储安平《党天下》的一文的翻版，痛斥中共大大小小党员霸占全国各职位，要 求还政于民。据说后来他判十五年徒刑，储安平至今仍下落不明。 赵树范，公开在明斋前的台阶上摆桌子，拉电线扩音器，设《自由论坛》， 邀请路过的师生上台向党提意见。后来我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俗称半步桥看守所） 的K字楼跟他同牢房，他说判十五年徒刑。 我因在教养期间不堪饥寒交迫奴役（当时正遇上大饥荒，最困难时我们吃的 是用稗子草草籽做的饽饽和稀粥，因份量太少，许多人都饿病死亡了），于六○年 六月六日深夜冒生命危险钻出电网，逃回北京。在筹款计划逃亡缅甸期间被捕，判 无期徒刑，（判决书原件还在）最后，被专政长达二十年，其中正式当劳改犯人十 五年，直到七九年才有幸移居香港。 总之，无论孙保中、马维崎、赵树范和我等全校六、七百名（我估计）被打 成“右派”者，无一不是公开提出意见。 我至今仍不反对“合法”与“公开”活动，但不是绝对的，不可拿它作为片 面的囗号提出来。我刑满出狱时为五、六个难友携带信件，都是“非法”和秘密的 。事实上不过是家信而已，唯有一封是郁达夫的公子郁飞给胡愈之请求营救的信（ 郁飞今在美国，可以作证）。 不幸，连内裤都扒光，信件都被查获，通通受惩罚，按郭教授的主意，信件 应公开携带吧，或者，因为不合法，根本不应携带吧。老老实实当顺民，在共产党 的十八层地狱里“接受改造”，很好吗？ 顺带说，五十年代清华建筑系本科六年制，全国唯一学制最长的系科，政治 课一年级须学中国革命史，二年级《联共（布）党史》，三年级政治经济学，四年 级马列主义哲学。五十年代，《联共（布）党史》是中共党员必读书之一，教授等 高级知识分子还须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着作。 最近，从刊物上才知道郭教授三加过中共组织，想必读过斯大林亲自主持编 写的《联共（布）党史》（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一书。书中引列宁的 活动方式，即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 我虽不赞同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为党及领袖的个人专政）和恐怖 活动，如暗杀沙皇和顾顺章一家人，但认为列宁以上的活动方式再好不过了，郭教 授何以偏偏教人走入死胡同呢？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六四”屠杀后，当年逃来美国的学生沈彤先生，曾大摇大摆公开回大陆， 并在大陆公开接见民运人士，是否因受郭教授的感召这么公开活动，笔者不得而知 。 结果，沈氏本人很快就被捕，经秘密审讯后驱逐出境（至于“交代”过甚么 ，只有公安和他本人知道）跟他公开见面的人，有的被捕，甚至受刑；有的被迫逃 亡海外（后来我认识其中一些人），当然，如果是自愿，即使判死刑，别人也毋容 置啄，问题在于如果不公开活动，不被捕或逃亡海外，不是仍可留在国内从事民运 工作吗？据报导，沈氏还决定将公开进入大陆。已经公开的，再公开，无不可。未 暴露的，还是须慎重考虑为佳，不可重蹈覆辙，应该好好学习列宁的宝贵遗训吧。 郭教授发表大作，自称主张“改良”又说不是“改良主义”；又是“权利” ，又是“利权”，这种文字游戏，还是少玩好。 至于把王炳章先生说成是恐怖主义者，合适吗？不错，王氏主张推翻共产党 ，不排除使用暴力，“放炸弹”。不过，这仅仅是他的主张而已，并没任何实际行 动，怎么可以拿武汉的汽车炸弹惨案作例子，绘影绘色地攻击王氏呢？何况该案纯 属刑事案件，与推翻共产党风马牛不相及，身为大学教授，大陆的精英，说话撰文 更应该实事求是吧，至于是否绝对不可使用暴力，后文再讨论。 （八）“互动”、“双赢”与“绝对反对暴力”论对吗？ 民主墙时代的老将之一徐文立先生于九八年六月间接受法国华人记者安琪女 士的采访，发表长篇谈话，题为《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 从题目上看，大得有点吓人，似乎战略家谈战略。细看内容，有的竟歪曲史 实，不诚实，有的竟张冠李戴，很滑稽，令人失望，今分几段评论如下。 （1）徐氏说：`“武装的力量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比理论和语言更厉害一点。 但是，我不迷信它。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共产党走上了跟国民党没有两样的独裁道 路，这个历史悲剧不应该在中国重演 ”。 徐氏一囗咬定说国共两党的独裁“没有两样”。这句话严重地歪曲史实，笔 者虽然没有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但从过去出版的东西与历史，也可以很清楚 地了解到，那时蒋介石虽然独裁，国民党虽然有特务，中华民国虽然没有民主，但 是，由于国家建立在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统治者怎么独裁，也不可能做到“一竿 子插到底”。人民还是有迁移、上学、找工作、出入国的自由，也有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的基本自由：当然，对进行叛乱的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不过，西安事变后， 还是允许中共的报纸出版，允许中共活动，还给军费。 相反地，从苏区、解放区一直到现在的大陆，由于政权与国家建立在受控制 或完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每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经上学、工作、病老 一直到死亡，无一不受中共的控制。至于“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甚至枪毙 。例子多如牛毛，无须在此重复。 文革期间直接与间接受迫害的一亿中国人中，哪一个人的罪大于胆敢扣留统 帅的张学良？蒋介石不过把他长期软禁而已，没有枪毙。国民党到台湾杀了一些台 湾人，关了一些好人，但都认错，给平反了。中共“六四”屠杀，直今仍向全世界 宣布“天安门广场上没有一个死人！”（广场上可能没死人，广场外围呢？！） 如今中华民国的公民已拥有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 何呢？徐氏过去蹲过十多年冤狱，不说了。如今不是仍遭到严密的监视、盯梢，甚 至把个人电脑等财物没收了吗：怎么可以昧着良心说国共的独裁“没有两样”呢？ 目的很明显，借此表示国共两党都不行，唯我徐文立可以不叫悲剧“在中国重演” ，不觉狂妄吗？ 日军在南京屠杀三十万中国人，笔者不在南京，但日军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 （即今日印尼）三年多，笔者亲身经历过日军的法西斯统治，比中共的共产极权统 治，其严密与残暴，差远矣！ 最近法国几个学者合着一本书，说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期间，中国人的非正 常死亡人数高达七千多万人。数字未必准确，减去九成，国民党仍自叹不如吧？ （二）徐氏说：“希望跟中共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朝野双方都发挥高度的政 治智慧，使得中国在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这套 理论应该是建立在一种双赢双胜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所谓“良性互动”和“双赢”，这是台湾某些人的标准语言。由于台湾的综 合实力不如大陆，在中共屠刀霍霍，咄咄逼人的武力威胁下，台湾为自身的生存， 提出上述政策，可以理解，却不保险。 “良性互动”者，我给你好处，你莫来犯我也。“双赢”者，互不侵犯，双 方不受战争破坏，双赢也。然而，这种态势，时刻在变化，一旦中共有足够的实力 ，“良心互动”与“双赢”随即将消失。 台湾能提出这样的政策，因为她是一个主权国家，有一定的实力，还与大陆 隔一个海峡哩。 徐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连组织都没有，中共可随时像捉小鸡一样把他关入 鸡笼。目前之所以没这么做，因为他的言行还没有危害中共的汗毛（相反地，还可 被利用作为对民运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目的）。徐氏把台湾人的“良性互动 ”，“双赢”套在他和中共的关系上，岂不牛头不对马嘴，很滑稽吗？ 如若一定要与中共“互动双赢”，只能充当中共的小夥计，喽罗或鹰犬爪牙 。不过，也要有一定资本条件才行。 我没说徐氏已成为××，连“互动”都未曾发生，还差十万八千里哩，恐怕 永远也当不了××，走着瞧吧。 民运人士，要争取的不是个人的生存权，（不像台湾那样要争取偏安一偶） 而是争取全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任重道远，而这些与共产党的共产极权专 制独裁，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徐氏强调说有“灰色地带”，“并非黑白二色” 这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而已。中共并不承认有甚么“灰色地带”，所以直今仍不开 放言路，不允许组党，继续在捉人。至于中共在国际上与西方国家进行“人权对话 ”，不过是耍猴子而已，而西方国家的企业界和政客，为了大陆的商机利润，甘当 猴子也！（这方面台商也不落后，拚命反对李登辉总统的戒急用忍政策）判断中共 是否走向放弃一党专政的大道上，是否有进步，唯一的试金石，是否开放言路。 中共的政权是建立在军队和谎言的基础上。开放言路，揭穿谎言，再强大的 军队，也将土崩瓦解。因而，坚持一党专政，绝对不可能开放言路，这一点点的常 识，徐氏都看不清楚，高谈甚么“互动”，“双赢”，“灰色地带”，徐氏的所谓 “战略”，不是儿戏吗？其实，不是不清楚，而是另有意图。 （三）徐氏说：“我们从事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朋友们，没有权利和必要去 强求各国政府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徐氏说的“朋友 ”，指魏京生也；把人攻击了，还称为朋友，不觉虚伪吗？ 而且，笔锋一转，说“但是我不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指人权韧 锋注）放弃自己道义上的责任。”把魏京生的主张归为己有，不觉太过份了吗？ （四）徐氏说：“有些朋友可能指望中国国内产生大乱。由此可能提供机会 ，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同样，徐氏说的“朋友”，又是指魏京生（徐氏曾猛烈 攻击魏氏写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者》一文为“一贯冒险”）借此显示自己是 温和派，希望中共能和他合作，共同“良性互动”，“双赢双胜”也。 （五）徐氏说：“…¨良性互动的合作，这种合作是民主社会所共有的一种 很正常的现象，民主社会在野党和执政党双方都会有一些良性互动和在某种意义上 的合作。” 事实上，共产党并不是民主党派，大陆也不是民主社会。把民主国家的民主 党派和民主社会套在中共和大陆社会的头上；把民主国家的在野党套在徐氏个人头 上，不觉风马牛不相及，太荒谬吗？ 徐氏一再反复强调与中共“合作”，前文还强调“公开、理性、非暴力”；而甘地 提出的囗号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来不与英当局合作，无疑，徐氏的所谓“ 战略”，连最保守的甘地都不如（不过，由于坚决不合作，甘地终于为印度争取到 独立了）。 （六）徐氏说：“我们在‘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中……甚至号召工人朋友们 尽可能地不诉诸街头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应该学会用组织的力量，坐在谈判桌上解 决问题……”“乱世带不来民主，乱世只会出专制和奸雄”。 事实上，任何谈判都必须以一定的实力做基础，上街游行示威正是显示人民 实力的最佳方式。苏东波（不包括罗马尼亚）、蒙古、菲律宾与最近的印尼人民， 虽然基本上都采取和平方式得到胜利，但无一不采取上街头的斗争方式，把上街头 显示实力说成“乱世”，“只会出专制”，把领导群众的人民英雄说成“奸雄”， 这样姿意公开恶毒地进行丑化和攻击，将来能不被工农广大群众所唾弃吗？ 徐氏反对街头抗争，却把八九民运夸为“伟大的民主运动”，不觉打烂自己 的嘴巴吗？ （七）徐氏于九八年一月接受路透社驻北京记者艾伯乐的采访时，明确表示 他“绝对反对”使用暴力。 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民运组织，有暴力工具，使用过暴力，有必要 说这些话吗？ 我个人虽然完全赞同王炳章的主张“不排除使用暴力”，但目前不宜要求身 在大陆的人士说这话。否则，立即抓起来判刑。 由于中共的统治仍很严密，民运人士绝大数又是穷光蛋，而且有不少人仍主 张“和平理性非暴力”论，民运组织不可能有暴力工具（武装），当然，更不可能 上山打游击。然而，一旦工农起来和平请愿遭镇压而使用暴力自卫反击，甚至部份 军队起义，支持工农群众，打起内战，请问阁下持何态度？ 按徐氏《绝对反对》使用暴力和走“灰色地带”的说教，当然反对工农兵的 反抗或者采取“中立”的态度罗，这不等于帮助中共是甚么？ 王炳章主张“放炸弹”，还没放，已经把许多人吓坏了，如果王炳章的信徒 把炸弹放在中共用于血腥镇压人民的军火库里，不杀伤百姓，也是恐怖主义，也该 谴责、反对、制止吗？ 翻看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历史书，把那些革命志士和现在的民运人士相比 ，实在令人深感惭愧，无处容身！ 很多人都说，时代不同啊！然而，中共的暴力比当年的军阀，强大何止千万 倍。军阀，须用革命的暴力才能消灭，难道中共的暴力，反而用单线的“和平理性 非暴力”就可“结束”吗？□□徐氏连“推翻”、“打倒”都不敢说，而用“结束 ”二字，当然考虑他身在大陆，使用“结束”很好，但问题不在文字，而在于他根 本反对使用暴力，原因说是以暴易暴必然产生新的独裁者，未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吧。 不否认，中国人的皇权思想很严重，六十年代我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 兼监狱时，有一犯人叫尚贵荣，十七岁，因被一批人黄袍加身称皇上而被捕，后来 判十三年徒刑。 七十年代在河北省衡水　监狱的入狱队期间，有父子俩，都是老党员，父亲 也称皇帝，而且还把首都也起名了，叫中京。入狱队里天天把他俩批斗得不亦乐乎 。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我拒绝为监狱设计礼堂而被发配到更艰苦的劳改单位□ □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劳改农场。这地方，从前是土匪出没的芦苇荡。 在中国大陆，以暴易暴，很可能再产生新的独裁者，但笔者已在上文说过， 蒋介石的独裁比毛泽东进步得何止千万倍。我相信，将来既使产生新的独裁者，也 会比毛、邓、江泽民等人进步，这才是时代不同了啊！ 大陆若能通过和平演变，思想最激进的王炳章、魏京生、傅申奇、张林、倪 育贤和王希哲们，也无一会赞同使用暴力吧。 问题在于中共如若坚持一党专政，是否要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呢？你我吃饱饭 的人，都可以等待，那些生活没保障的下岗工人，受尽贪官污吏盘剥欺压的农民， 因天灾人祸流离失所的灾民，能等待下去吗？ 笔者自一九四九年五月投奔北京，一住三十年，从大学到监狱，直到七九年 才移居香港。八零年重返大陆周游全国共五年，与无数三教九流人物接触，深知中 国人普遍抱“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哲学，只要有囗饭吃，绝对不会抗争造反，因 而我并不认为大陆很快就会“天下大乱”。相反地，只要中共不内斗，军队不分裂 ，大陆很可能成东半球的霸主，甚至击败美国。 大陆最严重的是人囗问题。不过，中共可以利用它对外扩张嘛。有些民运人 士，不是自称为民族主义者吗？将来很可能和中共合流，出卖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 和人权，必须指出，一般地说，民族主义的发展，必然走上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 的道路。因而孙中山先生才提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后必须实行民权和民生主义 。中华民国虽然实现了三民主义，但实力远远不如大陆，而且台湾人不团结，许多 人对中共抱太多的幻想，最为危险！台湾的出路，应该团结起来，并支持大陆的民 运，共同对抗中共，不可只求偏安一隅。王希哲极重视这问题，而徐文立只字不提 与台湾组成联合战线，原因很明显，恐怕得罪中共，达不到他个人与中共“良性互 动”、“双赢双胜”的目的。总之，徐氏的战略，纯粹为个人目的而设想，所以才 出现那么多背离史实与荒谬的东西。 笔者只不过抛砖，希望引出更多的玉来，进一步分析批判徐氏的所谓“战略 ”，以免误导广大大陆人民，遗害民运（这方面倪育贤早已经批判了，看“评徐文 立的良性互动说”一文）。 职业革命家，何罪之有？ 首先，有必要申明，笔者既不是革命家，更不是职业革命家；也没加入任何 民运组织，仅仅自我感觉反共（即反对中共暴政）立场比较坚定而已。 不否认，现在海外的职业革命家、民运人士或其他反共人士中，有些人是有 问题的。就我所知道的，如有人编造自己的历史，说因为反对苏军镇压匈牙利人民 而被打成右派的，竟因此而骗取到匈牙利国家勋章，纯属国际骗子！（这事笔者早 已在九五年十月的《前哨》揭发了，不再此重复） 然而，对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于八月号的香港《前哨》答 记者说：“我很鄙夷目前那些在海外的所谓中国职业革命家……吃革命饭的”，笔 者实在不敢苟同。 魏京生、傅申奇、韩东方等人，可以说是职业革命家吧。迄今为止，至少我 个人没发现他们有可“鄙夷”之处。若我孤陋寡闻，不甚了了，阁下可以揭发抨击 嘛，以免他人上当受骗。岂可随心所欲一竿子打一船人乎？这不正是高氏所骂的“ 文革的东西”吗。 高氏赞扬早年革命家自己出钱闹革命，不错，有这样的历史，这也是中共把 辛亥革命说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因。 然而，事实上三加冲锋陷阵的很多属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算都是资 产阶级，而革命需要大量的经费，必须进行募捐才行。为此，孙中山先生不辞辛劳 四处奔走。因捐款多来自海外华侨，而且三加革命的骨干，也多是华侨，所以才有 “华侨是革命之母”之说。不少人就是为革命吃革命的饭，何罪之有？至于后来革 命果实落到袁世凯手里，搞复辟，接着又是军阀混战，这些都只能说明中国的皇权 思想制度根深蒂固，怎能怪掏不出钱而三加革命的人呢？ 高氏说“我是反对暴力革命的，因为以暴易暴的结果是制造仇恨……”。 请问，美国的独立战争、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二次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等 等不全是暴力革命和流血战争吗？华盛顿、林肯、艾森豪威尔等人岂不全成了“制 造仇恨”的人物？美国岂不成了仇恨的国家乎？ 没有以上的革命和战争，会有今日的美国吗？你我能来到美国吗？你能在美 国成为“中产阶级”乎？（括弧内都是高氏的原话），不觉莫大的讽刺乎？ 高氏说八九民运的学生和　民“既没有组织，又没有武装，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只能用反对以暴易暴的囗号……我们（指高氏和刘晓波、周舵、侯德健四人） 的囗号就是我们没有敌人”，“李鹏不是敌人”这句话（指“绝食宣言”）是我加 进去的……“打倒李鹏”“油煎李鹏”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东西”。 高氏在北京师范大学任编辑多年，为中共工作，不熟悉中共说的“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上街和平请愿，也和中国的八九民运一 样，手无寸铁。但后来他们和　民在一起，武装抗击保安部队和苏军的镇压。若以 成败论英雄，他们都成为失败的狗熊。不过，毕竟把独裁者拉科西拉下马了。然而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戴晴、许良英、包遵信等知识分子，因为反对 工人介入学生队伍，中共轻而易举地把羔羊们收拾了，而李鹏至今仍很威风哩。 高氏又说：“军队…遇到抵抗才开枪”究竟甚么样的“抵抗”呢？是武装抵 抗，或者仅仅用公共汽车横放在路上，阻挡军队进城，用石头对付坦克机枪的抵抗 ？事实上不过是后一种抵抗而已，中共就有权使用达姆达姆弹开枪射杀成千上百的 人吗？！（有必要说明，学生虽然拒绝工人加入，但工人在下班之后都主动到　郊 拦截军车，否则，军队早就进城杀人了，外国记者还有机会把屠杀真相公布于世吗 ？） 罗马尼亚的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正在群众大会上照例地夸夸其谈，后排的 听众，有几个人突然叫起来起哄，他们既没有组织，更没有武装，而罗马尼亚共产 暴政的垮台，就这样开始的。经过工农兵学　民的战斗，民主终于实现了，不过， 他们付出六万人的生命，不值得吗？ 高氏一方面说“李鹏不是敌人”，一方面却对不给他开结婚证明的师大党委 书记恨之入骨，主张朱熔基首先把这些人“精简”，然而，没有中共、李鹏们的豢 养培植，哪儿来的千百万个党委书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朱熔基能解决问题吗 ？ 高氏说：“我至今也认为李鹏是不是敌人，要由将来民主政权在法律建构下 ，由法律来鉴定……” 至今仍不能决定李鹏是不是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敌人，这是中国访问学者说 的话，但愿我的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 按高氏的话推论，现在罗马尼亚的民主政府不合法罗？ 高氏承认他在半年的关押期间曾为女朋友和母亲掉泪。还说“一天到晚哭哭 啼啼”，可见，意志不够坚强。不过，他攻击起职业革命家和民运人士倒不手软。 高氏何时加入中共，不得而解，但可以肯定，不是在过草地、爬雪山的时代 ，中共已充份暴露其本质以后，仍然入党，究竟为的是甚么呢？在整个采访中，只 字不提，我觉得，这比一竿子打一船人更值得反思吧？对现在有不少知识分子仍入 党，他觉得无可奈何，呜呼！ 高氏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他觉得现在自己成为“中产阶级”很不错。然 而，千万中国人民连温饱都没保障，他们都是“无恒心”罗，将来一旦造反，到时 不知高氏抱何态度？仍坚持反对革命、或者支持他们、或者保持“中立”乎？顺带 说，刘青和萧强做的人权工作必定反对暴力，与革命工作不同，然而，革命的目的 也为实现人权。如果革命不变质，二者的目的并不矛盾。 中国大陆的历史，以暴易暴的结果，都出现新的独裁者。然而将来一旦又以 暴易暴，结果是否也一样，依我看，由于时代不同，未必尽然，不能犯绝对的经验 主义吧。 笔者也不是死神的崇拜者，更不喜欢血腥味，当然也希望中国大陆通过和平 演变成为民主国家。 然而，向世上最残暴、卑鄙、狡猾的中共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不流血，有可 能吗？这问题争不出结果来，但愿人长寿，等着让事实说话好了。 漏了二事，高新还认为中共发展武警对社会“有用”，中共的知识分子思想 “最僵化”云云。 然而，李鹏、朱熔基不全是知识分子吗？不拿武器的党委书记们最可恶，拿 起武器的武警反而对社会“有用”，岂不思维逻辑混乱？ 将来人民一旦起来再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杀人者不就是武警吗？高新把“六 四”屠杀归咎于“机制”问题，亦即技术问题。有了武警橡皮子弹，中共似乎不会 再杀人了，还须将来看事实吧。 按知识分子的定义，无论李鹏、江泽民、朱熔基以及受过高等教育而支持专 制独裁的人都不可称为知识分子，这方面的称呼，人们都犯错误了吧！这不都在申 请招安吗？呜呼！ 《中国之春》于九八年总第177`期发表王策先生的大作“中共执政三十年不 变改良案”一文，读了《中国之春》九月号发表杜智富与吴方城合写的“中国人的 悲哀”，以及汪岷先生在报上发表反对王策先生的文章，我完全赞同后三位先生的 观点，坚决反对王策的错误主张。 九八年四月号《前哨》月刊发表丹麦的刘吉华先生的“致一九九九年跨世纪 领导人公开信”一文，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吹捧为“建功于举 世…登高力拨…日月同奔，大贤大圣也”不觉肉麻吗？ 刘氏还建议：此信将被制作成宽0.64米，长19.99米巨幅长卷书，`开篇为正 文，依次为己知受难者名单，个人和社团签名。并以自荐和推举的方式组成世纪行 代表团，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亲赴北京面呈中央领导人，此和平请愿活动命名为 “世纪行”。 刘氏还推举魏京生、王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王军涛、王希哲为“ 特邀顾问”……我不知这些先生们是否应邀成为顾问，刘氏这些活动和王策的主张 不都在申请招安吗？呜呼！ 摘自《中国之春》